【大紀元8月17日訊】盧雪松老師停課事件是專制與民主在基層單位的短兵相接，它使我們看到專制勢力如何壓制和撲殺民主力量的成長。這一事件的典型意義在於，它反映了宏觀社會基本矛盾的整體態勢，通過停課與反停課較量可以看到後極權社會若干徵象，因而是值得關注的。
（一）
據盧老師陳述，她對課程的教學內容、授課方式和輔助手段都作了精心安排。她講授的《傳播學》，一章名「自由」，一章名「正義」。她選擇的輔助手段是《尋找林昭的靈魂》。她不滿意填鴨式灌輸，不滿意迷戀整齊劃一，不滿意恐懼生動活潑。她要鍛練學生清醒的心智，激發學生創造的激情，鼓勵學生思維的解放和性靈的綻放。可見，盧老師有一個自己創造的活躍的小天地。若問：這樣的「自由」是怎麼得到的？恐怕就得費點心思考慮了。
我們曾經生活於極權社會。那時，實施意識控制，強制思想改造，杜絕異議，「最高指示」是每個人的行動指南，早請示晚匯報是每天必做的功課；專政職能鎮守知識界，直接伸入大眾的私人交往與家庭關係。這樣的嚴酷統治最後延伸到社會上層，使他們從被專政的痛苦中醒悟到，如不剎車，社會將被顛覆，因而逐步放鬆意識控制，過去的洗腦文化逐漸被假大空文化取代，過去的官方文化逐漸被商業性文化取代。鑒於黨的教義喪失權威，社會信仰危機嚴重，因而將教義淡化，普遍推行實利原則，引導社會追求現實利益。這就是後極權社會。極權社會與後極權社會儘管在總格局中均不失極權本質，但程度上、方式上卻有明顯區別。兩者在意識控制方面的不同，凸現了集權力度衰微和統一性要求減弱的趨勢。正是這種對社會控制的調整，對意識控制的放鬆，使民主自由有了滋長空隙。《尋找林昭的靈魂》就是通過這樣的空隙得以半公開存在，廣東中山大學也因這一空隙得以在小範圍放映此片，這是民主力量爭取到的生存空間。盧老師爭取的小小「自由」也應作如是觀。這種生存空間只是專制勢力與民主力量相互鬥爭中達成的暫時性的、不穩定的妥協。它隨時可因專制勢力增強而收縮或因民主力量成長而擴大。這種不平衡狀態將貫穿後極權社會始末。
在為盧老師辯護中，很多人指責吉林藝院有關領導侵犯教師應有的講授權，認為有關林昭記錄片的不同評價可以共同探討，不應作為懲罰的理由，這涉及言論自由，這項基本人權應得到保障。也有人指出，學院領導對盧老師的處分是扮演著中世紀宗教裁判的角色，是恢復了反右／文革的迫害狂。這些批評是正確的，必要的。聲張民主自由的正義性，揭示專制制度的野蠻性，讓這些觀念逐漸被大眾理解和接受，是以民主取代專制的重要條件。這一特點也將貫穿後極權社會始末。
黃海濤先生在《盧雪松事件中的個人維度》一文中，根據自己在講課中以西方裸體影片和納粹影片為輔助教材的實例，強調大學教育要多元化，認為如此才有學術自由的保障和言論空間的拓展。他還提到，攻讀比較文學應懂得拉甚迪的《撒旦詩篇》，但在中國大陸就無緣拜讀，台灣則中英文版俱全，向所有讀者開放。作了這種比較後，他提出：「應該從尊重個體出發進行制度設計，重新思考和論證當下教學和學術討論的相關規則，保障教師和學生雙方的權益。」顯然，這種意見把停課事件的討論推向深層，以個人維度迸行制度設計的思維將一般民主理念提升到自由主義高度。這一分析說明，民主是可貴的，但只有民主是不夠的，必須有自由主義貫徹其中才能使民主走向合理的規範。
北京大學法學院賀衛方教授籲請吉林藝院領導不要再製造一個「有害的前例」。此話顯然是針對此前北大曾發生焦國標老師停課事件而言。不久前因招考研究生條件不合理，賀教授公開拒絕承擔培養研究生任務，他認為在涉及為國家培養科學人才的百年大計問題上不能隨聲附和。在《我為甚麼停招碩士生》的答記者問中，他坦言：教授就是大學的主人，相關的管理、學術制度設計、學術政策制定，都必須以教授們的整體意志為轉移。他的目標是「大學自治和教授治校」。他直言：「大學不應當變成聽命於外部權力的一種群體或一種機構。」儘管賀教授知道「胳膊擰不過大腿」，還是大膽直陳己見。他的見解為這次停課事件討論開拓了廣闊的空間，使大學的理想前景呈現眼前。
黃、賀兩位老師的言論尖銳、潑辣卻又誠懇、理性。這種言論在極權社會必然作為「毒草」而遭殘酷鎮壓，即使到後極權社會也會被視為「精神污染」、「自由化」而遭打擊，只不過因高層開明派的抵制而使打擊收斂，這就是後極權社會在意識控制方面的退縮。這樣，民主力量就爭取到更大空間宣揚自己對社會某方面的制度設計，鼓吹民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只要持之以恆地奮鬥下去，就會出現政治制度（或稱政治改革）方面的制度設計，用全面進行民主改造的理想方案對抗專制制度禍國殃民的實質。沒有這樣一場大是大非的吶喊，是非總在朦朧之中不見分曉，以民主代替專制的任務在社會認知上會遇到極大阻礙。所以，宣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是後極權社會民主力量面臨的戰略性任務。
在討論中，很多人對盧老師停課的「非程序」處理提出質疑，進行譴責。「非程序」是指沒有必要的認證、質詢、申辯過程，沒有必不可少的法律和規則依據，處分的宣佈是獨裁式的。這一指責的實質是：否認權力是判斷是非的標準，要求事件的處理過程貫徹一定的民主原則，承認現有法律和規則是必須遵守的準則。以法律為準繩是這種意見的突出特點。因此，人們紛紛指出《教師法》、《高等教育法》、《勞動法》乃至《人事爭議處理暫行規定》等都是應當遵循的公理。它說明，極權社會的無法無天轉變為後極權社會標榜的「以法治國」，這種環境給了民主力量以機會，從中爭取有利於民主力量的生存機遇。這種合法鬥爭方式在後極權社會，將是常用的，風險性較小的，然而成果是有限的。
張星水先生討論中提出的意見具有突破性。他不囿於「以法律為準繩」這個包括認可專制權力合法性的標準，而是展示了民主法治社會以保障人權為基本出發點的立法原則。在《只向真理低頭──評盧雪松事件》中，他舉出1984年美國某公民焚燒國旗案，國會和 49個州的有關規定都認為應受刑事處罰，但聯邦最高法院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關於保護「言論和表達自由權」的規定，認為政府不得強迫國民對國旗表示尊重。被告焚燒國旗的「象徵性言論」不屬於誹謗、挑釁或淫穢等非保護類型，因之應受保護，被告被無罪釋放。他還舉出「猴子與上帝之爭」一案：1925年田納西州立法，禁止公立學校講授進化論，因為它褻瀆《聖經》關於神創造人的原理。後來一教師講授進化論而違犯《反進化論法》，被判有罪。最後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高法認為被告行為屬信仰和言論自由問題，不應受宗教精神控制，因而宣告被告無罪。1968年高法更明確「政教分離」為憲政原則，地方再禁止講授進化論屬違憲行為。作者通過上述案例說明，在民主法治社會，民主以法的形式確立，依法辦事就是依民主原則辦事，同時，立法必須以民主精神為中軸，以天賦人權為標準。這樣，民主藉助法而推行，法則規範民主而使社會有序發展。法與民主是和諧的共同體。對中國大陸來說，這當然只是遠景。後極權社會雖然也提出「以法治國」，在不涉及專制利益的公共領域固然可以秉公立法，一旦涉及專制利益必然出現偏執。結果則是名義上「以法治國」，實際上還是「以黨治國」，黨大與法大的爭執，實際還是黨大，所以，揭露這種以現代文明為幌子，抱著腐朽、落後制度不放的當代專制主義，也是民主力量在後極權社會面臨的戰略性任務。
（二）
停課事件的主使者是如何操作的？這是不應忽略的，因為它關係到事件的另一面，而且是主導方面。
兩位主使者：黨委書記與總支書記。據悉，黨委書記曾在國家行政學院1995年第7期高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4個月，曾任吉林大學黨委組織部長。總支書記 1990年畢業於藝院音樂系，曾任藝院團委書記。這兩位政工幹部看來一直從事黨的工作，沒有專職教師經歷。估計他們從不過問教師講課內容，因此，這次扯出 「林昭」會使他們吃驚。總支書記向盧老師是這祥宣佈的：你在課堂上使用《尋找林昭的靈魂》等，不符合中央對歷次政治運動的書面決議，不符合教育部對高等學校教師授課的要求，我們不認可。可是，中央專門就某一政治運動或專門就所有政治運動作的書面決議是不存在的。同樣，如果不把林昭影片看作「自由化」，也就找不到與教育部文件或指示相迕之處。就是這樣的政策水平，就是這樣的文化水平，居然以權威姿態，面對一位聰明睿智、靈魂優美、非常專業又熱愛學生的女士，大言不慚地宣佈：我們不認可。高等學府教師的命運竟掌握在這樣一位具有紅衛兵特徵的文化盲手中，令人不禁悲從中來。不要以為這只是基層單位一次脫軌行為，不！追溯歷史就可知道，這種行為有其長久傳統。「知識越多越反動」是這種行為的指導原則。權力者明白，掌握知識的人可以看穿專制的腐朽性和非法性，這是專制者最害怕的，所以就把不信奉正統觀念、批評正統觀念、對正統觀念持異議的「知識」與「反動」聯結起來，這樣的「知識」越多自然越反動，知識份子也就成了 「反動」代表，對知識份子的敵對意識也就由此產生。「知識越多越反動」的信條作為傳統意識，一直瀰漫在權力者隊伍中，魂兮不散。不久前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 「反自由化」任務，接下來是收緊輿論控制，加強意識監督，加大查禁書刊力度，封堵敏感人士言論，強化對異議人士鎮壓，放出鷹犬滲透於民主力量──這一切表明「知識越多越反動」仍然是主導意識。吉林藝術學院停課事件不過是整個「反自由化」形勢的縮影罷了。
主使者一開始就把盧老師置於敵對位置，視為聽候偵察和處理的對象，不聽取申訴，不與之對證，突然宣佈停課，這種暗箱操作和突然襲擊手法再現了過去肅反運動的基本程式。兩位主使者都沒有親自搞運動的經歷，卻能像搞運動的老手那麼入道，說明他們特有的一種思維異常強烈，即「階級鬥爭」觀念。任何人、任何事都能以階級分析方法過濾，任何時候、任何場面都不忘識別階級鬥爭的動向，這是對黨化教育特別入門的結果。即以事情發生後逐一找學生談話為例，這時，他們按照階級鬥爭思維慣例，對所謂「左派」學生意見容易吸納，對所謂「右派」學生意見容易排斥，視聽能力在特有觀念支配下產生的這種選擇功能使他們偏向「左派」學生而得出不應以該片作教材的結論。這個結論本身就錯了，如果以此為據在教研組展開學術討論以別是非還不失為上策。偏偏是主使者的階級鬥爭觀念又將他們導向林昭反專制、反特權是「自由化」表現的認識，而「自由化」是敵對階級意識，這就把他們的判斷推向極端。特別是如果他們知道林昭是以精神失常名義平反的，就更加使他們認定用林昭影片作教材是政治性錯誤的結論。主使者判斷事物的思維過程大體上應是如此。不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決策早已取消，但階級鬥爭觀念仍然依附在「四項基本原則」中得以綿延。脫離四項原則中的「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企圖被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把它比作1957年右派那樣「殺氣騰騰」。這樣的階級鬥爭原則與 「改革開放」並列為同等重要的兩個基本點。現在改革已停滯或在小步徘徊，因而「反自由化」的階級鬥爭就顯得較為突出。這方面，當局的攻勢正在加強。停課處罰是這種攻勢的一則事例。不過，不能像極權社會那樣大張旗鼓、興師動眾、口誅筆伐、夜以繼日了，後極權社會已喪失這種能量。施以停課處罰卻不出具文字憑證，正如中央查禁書刊只以電話通知而不留文件依據，反映了對所從事工作缺乏信心。連掌權者都缺乏信心，這不是走向末日的徵兆麼？不過，還要看到事件的另面：吉林藝院兩位主使者是權力結構的神經末梢，不管出於何種動機，他們為查處這一事件積極奔走是後極權社會的活力所在。這樣的神經末梢還在向神經中樞輸送信息，支撐它的指揮。只有當執政者信心的消失像衝擊波一樣由下而上肆意掃蕩，乃至地方不服中央，下級拒從上級，紛紛敷衍了事，暗自尋求退路，中央派系決裂，決策一籌莫展，那時才是末日不遠。
兩位主使者以為手中握有王牌而有恃無恐。這張牌就是學生密告盧老師與一女生私下交流的敏感內容。估計主使者對海外有關動態已有所聞，加以嚴肅的「保先」活動正逐層進行，他們會感到這類問題的嚴重性。很可能在宣佈停課前，已請示上級黨委，如傳聞所說，決定呈報市公安局備案。如此才有黨委書記對盧老師宣佈停課外還要進一步處理。此時，盧老師想：「下一步我將面臨甚麼我並不知道。總之會有險惡相伴。當我看著我熟睡中可愛的十五個月的寶寶，我竟想到了最壞的可能。我想要堅持的是甚麼呢？無非是生命的召喚：真實、純潔、自由、善良、愛，那些我相信幾乎是生命的最初樣態。」這時，一種莫名的悲憤從她心中湧起：「一個不能保護私人交流作為私人交流而免於恐懼存在的社會，一個不僅壓抑私人交流的空間而且轉過頭來詳加辨別私人交流內容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不過，這些內心獨白在另外世界是讀不懂的，只會引起幾聲狂笑。那裏奉行的叢林原則是：今天需要你作為犧牲奉獻於政治祭桌，我就把你的血紅心臟放於托盤內送上，明天認為需要犧牲的不是你，我會把另一個血紅心臟奉獻在你的祭桌上。這樣的事實太多了，難道需要列舉嗎？於是，最熱衷於這一事件討論的燕南社區網8月11日突然宣佈：盧雪松停課事件討論到此為止。次日，網上傳來：知情人士透露的可靠消息，盧雪松目前被以取保候審限制自由，生活陷入困境。我不由想起一則政治笑話：江澤民視察農村，誠懇問一老農：農民最需要的到底是甚麼？請大膽直言。老農稍加思忖，略帶笑容，說：最需要陳勝、吳廣。那麼，盧雪松事件目前最需要的是甚麼呢？看來，最需要魏京生式人物登高一呼。
2005.8.13於北京
原載《議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