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雪松時代:朝向良心自由的時代

盧雪松事件觀察之四

【大紀元8月18日訊】用一個普通人來命名一個時代,這種做法看上去有點背謬。在人們印象中,只有那些對人類、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偉人,他們的名字才更有資格被銘刻在歷史上。他們所作出的卓越行動,由這些行動所開闢的嶄新局面,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行動方式及思維方式,導致了其後一系列重大變化,並成為不可逆轉的,於是人們願意說——這裡有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盧雪松完全可以擔當此項殊榮。而使得「盧雪松」這個名字作為一個時代的起點,作為一個新階段來臨的標誌,不在於她有怎樣驚天動地的外部行動,創造了如何凡人難以完成的業績,而在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因素——良心:她是一個依據自己的良心去行動、去公開說話的人。她不靠別的力量,不靠權力地位、身家財富、學識聲望,而能夠自如地站在學校領導面前,從容不迫為自己申辯,一字一句鏗鏘有力。

  「出於良知與我做人的準則,在大多數人平庸地選擇了苟且時,我選擇了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一位大學女教師在被停課處罰後寫給校書記的信》)。當盧雪松把「良心」和「良心的自由」放在天平的一端,這個世界的許多東西頓時失去了光彩和力量。這就是為甚麼她得到人們高度的評價、得到眾多聲援的緣故。

  雖然我們也許不會將良知作為衡量公共事務的唯一尺度,不能把它作為一種對於他人的索求,但是不能指望別人的東西,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拿它來要求自己,更不意味著可以抽掉這個維度,棄之不顧。

  恰恰相反,按照自己內心的召喚那樣去生活,受自己所認為的善的指引,將自己頭腦中的真理當作判斷事物和做人的標準,這樣才可能使得我們擁有一份正當而有尊嚴的生活,才可能保持和維護我們身上的人性內容,乃至維護一個社會文明和道德的水平。不能設想一個文明的社會,是大多數人違背自己的內心去說話、去行事的社會。讓人們的良心受阻,這是一個社會倒退的開始與結局。

  的確,所謂「後極權」就是這樣言行不一的社會。此前的「信仰」已經不復存在,很少有人繼續相信官方意識形態所宣稱的那一套,但是很少有人將這一點公開說出來,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採取的路徑是說一套做一套,就像哈維爾分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那條標語時所指出的那樣,這位經理也許沒有真正想過他是否真的要聯合全世界的無產者,沒有想過這種聯合是個甚麼情景,但是他還是要在他的洋蔥和胡蘿蔔中間掛上這麼一條標語,表明他這個人是聽話的,是服從的。

  懸掛這樣的標語當然也是一種「智慧」,但是將自己的真實願望躲在這樣一條不著邊際的標語後面,以這種方式公開展示自己的效忠,大大地傷害了這個人的道德生活,傷害了這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用以賽亞‧柏林的話來說,「貶低和否定」了他這個人的人性。對於這種「貶抑和否定」,許多人已經渾然不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這條標語自有它的信息的接收者,即經理的上司。上司知道自己的下屬已經把這條標語懸掛起來,便不再過問,不再追究這個人腦子裡究竟想的是甚麼。在這個意義上,我寧願把「後極權」稱之為「心知肚明」的社會,人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誰也不戳穿誰,誰也不妨礙誰,誰也不得罪誰。各級領導們對自己眾多的下屬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我知道你在想甚麼,我也知道你已經知道我知道你在想甚麼,但是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只要你沒有當面與我過不去。的確,這個社會如今擁有了此前所不具備的一些空間,讓人們那些不合時宜的想法自有去處。

  比如人們背後的議論。就像韓牙在《現在我們該怎樣救濟盧雪松》的文章所說的,「我敢打個賭:那幾個懲罰盧雪松的卑鄙小人,在他們的這一輩子裡,百分之百地也和幾乎所有的成年中國人一樣說過$$$的壞話」。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Thomas Nagel,為了「克林頓-萊溫斯基」緋聞案,寫過一篇為私人空間辯護的文章(「Shreddding of Public Privacy」),其中說道:「假如我們在公共生活中表達出我們所有好色的、攻擊性的、急切的和自我執迷的感情生活,那麼我們的社會生活將不復存在。而假如將我們說出我們整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個人行為方式暴露給公共視野,那麼我們的內在生活也將不復存在。」

  結合我們這裡的情況,這句話可以改成:「如果我們把在私下裡所講的都說出來,這個制度就不復存在了;如果我們試圖說出所有我們想說的,那麼,我們的個人生活也將不再存在」。

  但是偏偏有一位叫做盧雪松的人,她決定從此不參與這種「心知肚明」的遊戲,停止這種「各懷鬼胎」的把戲,她不僅相信自己心中的真理,而且相信自己心中的邏輯:如果自己是那樣去想的,那麼就那樣把它們大聲地說出來。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聽從內心召喚,堂堂正正做人」!

  而如果阻止她去說,她就會理直氣壯地反問:「我想問的是,難道在中國,我們的歷史與現實真的是不容批評,不容置疑,不容反思的嗎?我們的青年學生們,以及我們自己,真的就沒有資格對其有所反思?否則就是違反了紀律,就必須要受到停課的處分嗎?」

  在這個意義上,盧雪松的做法,已經超越了「後極權」時代的思維,摒棄了「後極權」時代「心照不宣」的邏輯,她不再處於「後極權」精心編織的文本之內,而是在這個文本之外的一個「彈出框」,是一個「中斷」和「降臨」,呼籲我們每個人來作出選擇和回答。

  從盧雪鬆開始,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如何面對自己的問題,面臨著是否挺起腰桿、理直氣壯地做人的問題。中國青年報最近發生的事情,李大同先生給中青報總編李而亮的公開信,提供了同樣重要的啟示和警醒。

  盧雪松所開始的時代,將是一個說真話的時代,是一個良心自由的時代,是一個人們接受自己認為的善的指引,不屈服別人賦予的善的時代。用康德的話來說,是一個「沒有人能強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獲得幸福」的時代。

  柏林所引用穆勒的這句話,也值得我們再三體會:「一個人不顧勸說與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錯誤,其為惡遠不及允許別人強制他做他們認為於他有益的事情。」 (《兩種自由概念》)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不應該允許別人強制他,這種錯誤比他執迷不悟還要大。那麼更進一步,那些強制人的人們,運用強制性的手段將某人從他自己認為有益的事情中拽出來,拖入他們認為的有益事情當中,則是所有「為惡」中最難以原諒的。


2005年8月16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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