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大紀元記者張慧美編譯）將犯下暴行的人繩之以法有明顯的意義。它為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庭提供賠償、懲罰犯人、阻止其他人重蹈他們的罪行。但代價是否太高？評論家認為起訴的威脅迫使獨裁者緊抓住權力而不放手，或激勵施虐者持續作戰而不是為和平起訴。然而，十年國際法庭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恐懼都已成過去。
以賴比瑞亞野蠻的前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為例，星期四開始了他流放奈及利亞舒適的第三年生活，這表示忽略正義的代價是很高的。泰勒是被國際法庭起訴的二名現任國家元首其中之一。
2003年6月，一個由聯合國支持的法庭將泰勒起訴。泰勒支持的革命聯合陣線反叛軍在塞阿里昂的內戰期間，從事謀殺、強姦和亂砍受害者的肢體。
二個月之後，隨著反叛軍準備佔領賴比瑞亞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泰勒的總統任期所剩不多，然而他並沒有被拘捕起訴，奈及利亞得到美國及英國的默認，給了他庇護。
這份一面倒的協議到目前為止剝奪了泰勒的受害者和塞阿里昂人民看到迫害他們的人被繩之以法的機會。此外，這也鼓勵其它想成為暴君的人做出類似的暴行， 因為他們也許會想，如果他們的罪行跟上他們，他們同樣可以選擇流放而不用被監禁。
但也不完全是那樣。以南斯拉夫前總統米洛賽維齊(Slobodan Milosevic)為例，他在1999年5月成為第一位被國際法庭控告的現任國家元首，說明了另一個選擇。當塞爾維亞人向他的法律挑戰，在2000年10月集體佔領街道時，國際上對起訴他的反應是反抗，起訴的威脅並沒有延誤罷黜他。由於缺乏力量保護自己被起訴， 他很快地被送到海牙，現在正接受審判。
起訴並不會妨礙推翻獨裁者。在國際法庭成立之前，倒台的專制君主通常會逃到海外，包括菲律賓的馬可仕、海地的杜華利（Duvalier）、衣索比亞的門格斯圖（Mengistu）、烏干達的阿明（Amin）、巴拉圭的史托斯納爾（Stroessner）、薩伊的莫布圖（Mobutu）和伊朗的沙（Shah）。但是當他們的政權結束，所有的人都與米洛賽維齊一樣，無法免於被正式起訴，雖然烏干達有可能被迫回到自己的國家接受審判。通常，所有的人都會緊抓住權力直到最後一刻，到那個時候，他們再也沒有能力延長他們的政權來要求正式特赦。
既使目標是結束武力衝突，當交戰各方也許願意在痛苦結束之前妥協，不起訴的好處卻經常被誇大。問題不僅僅在於特赦，這是許多和平協議的合理的一部份，而是給衝突期間所犯下的暴行特赦。
此外，前南斯拉夫的情況是有啟發性的。米洛賽維齊在沒有獲得特赦的情況下接受了德頓市和平條約，結束波西尼亞的衝突，即使該區已成立國際犯罪法庭，而且他是一個明顯的目標。
更有甚者，被起訴的威脅使波士尼亞一些狠毒的領導人有所節制，並退出政壇。在達佛和剛果東部產生了一個威懾作用，國際刑事法庭的介入減少了暴力，迫使凶惡上級採取改革行動，以避免引起檢察官的注意。
相反地，免除被起訴懲罰的代價可能是很高的。在塞阿里昂內戰期間，在1999年7月給革命聯合陣線特赦，企圖安撫他們，給了反叛軍重組和繼續他們暴行的機會。同樣地，到目前為止，免受懲罰已造成印尼的軍隊在1999年9月在東帝汶的大屠殺，並給了軍隊繼續他們在亞齊省施暴的勇氣；一些從事虐待行為的軍事領導甚至從一個衝突地轉到另一個衝突地。
既使當起訴被延遲，也不應該轉變成正式特赦。當虐待力量不再造成威脅，應該保留起訴的可能性。根據塞阿里昂的經驗，聯合國拒絕支持革命聯合陣線的全國特赦並未防止他們簽署和平條約，也就是國際起訴不需要破壞和平進程。
保護一位不再握有軍權的虐待狂領導，使其不受到正義制裁是非常不適當的。不論授予泰勒在奈及利亞的臨時避難所的原因為何，總統奧盧塞貢•奧巴桑喬（Olusegun Obasanjo）在二年後仍然拒絕交出他為接受審判是錯誤的。
正義的到來不是沒有代價的，競爭優勢有時必須斟酌，但經驗告訴我們，起訴那些暴行責任人並不會延長戰亂，也不會延長獨裁者的任期。
本文作者肯尼斯-羅斯（Kenneth Roth）是人權觀察執行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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