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多年不願看文章，尤其是國內政治文章，太多胡說八道。一談較嚴肅問題，中共八股式，90%是好的（指大多數民眾）、“三七開”這些思維定式就冒了出來，就是很多受禁的“異見”文章也難脫“90%”之俗套。我們實在需要認真探討國民性、一針見血切中國民政治弊病的文章，因為閃爍其辭、扭捏作態的文章太多。
常有人說，毛澤東有錯也有功，對毛有感情，要尊敬毛……難道對毛澤東也要搞“三七開”﹖孟子稱，不能把紂當作君主看待，紂乃“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毛是古今中外罕有之獨夫民賊，紂比之不過小巫見大巫而已。孔子曰﹕“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說的是一國之人跟着暴君行暴，胡作非為。毛暴政多年，每個過來國民難道不當反省自己當年的所做所為嗎﹖實在說，“反右”、“大躍進”、“文革”，毛澤東已明白無誤是我中華自古以來之奇恥大辱﹗
“大紀元”終於以鐵肩擔起道義、以妙手著出文章。細觀之後，一吐我廿多年之悶氣，幾回掩卷，拍手叫絕。《九評》列舉了中共過去種種劣績暴行，若這些是千年之前的陳蹟，當以歷史介紹、歷史研究待之。然而這些都是昨天和今天活生生的事實，中華民族仍在其中蹣跚、趔趄、掙扎。從《九評》之一即述及黨性、人性——國民性，至壓軸作《九評》之九談及“國家流氓化”，結語更語重心長地強調“我們民族的道德資源和優秀文化傳統，已幾乎被破壞殆盡”以及“民族重生”的問題。
關於國民性，現舉數例窺之﹕
我祖父、外祖父是清末現代大學生，祖父親手建立了邯鄲現代中、小學，並掌門數十年。外祖父也為邯鄲等地現代教育貢獻了幾十年。抗日時，中共高官宋任窮、解學恭曾極力拉攏他們。誰曾想，60年代後，他們在邯鄲農村的後代竟全被剝奪受初中教育的權利，即政策規定農村的地、富子孫不准上初中。怎能想像，我們民族竟會出這樣沒有天良的無賴行徑。
一鄉里人因染梅毒而奄奄一息，祖父與他非親非故，買藥延醫救其一命。土改時，此人作為農會主席，極盡荼毒之能事。文革時，又掰指盤算冀某之子孫快該遣送回鄉了，某某應當遣送回來，這真是趁文革災而樂鄉人禍。共產黨可算給了他人性泯滅、不知羞恥的機會。
這裡犯相隱之忌談一下隱私。我父親經歷了冀南整風。住地架着機槍，戒備森嚴，氣氛蕭殺。父親作為軍隊在三個縣的敵工站負責人之一，整風時經不住各方面折磨，自認是叛徒，且咬了多人是叛徒特務。以後多次運動，昔日生死戰友、救命恩人，都是互咬互掐，而中共體制則鼓勵、逼迫造成這種寡廉鮮恥。文革中，上百人成了叛徒、特務，當年整風咬人、整人有術，而後來官至“全國供銷總社”的部級幹部李某也自殺，其他大小官員紛紛自殺、致殘、瘋、病。文革後，這些人又為共同利益串供，改寫歷史，因為這時中共需要平反消怨，需要對自身抗日史歌功頌德。
文革時我不過二年紀小學生，自嘆生逢盛世卻不幸降生於叛徒之家，不能理直氣壯保衛毛主席，砸爛舊世界。當“復課鬧革命”時，一次批鬥會，同年紀郭姓同學跳起來，將年近60的李姓女教師打個烏眼青。此情此景，自己居然嘆自己命不濟，“不准革命”，不能“痛快痛快”。在共產黨教育下，是非顛倒，人性毒惡，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慾害人的我，地地道道受慣了欺負。因是地主、叛徒出身，不僅出身好的孩子任意凌辱我，只要出身比叛徒強的孩子都可以對我“專政”一番。我是任罵、任打、任欺，覺得自己出身不好，活該，要恨，也得恨自己父親、祖父。當然，有時也稍露“不臣不軌”之拳藝，遂為一頓“無產階級義憤”的太平拳收拾得心服口服。面對我的喪家之犬態，父母反義正辭嚴地大聲怒斥﹕“該﹗搞反革命報復，該﹗”
《九評》之九有一段﹕“你相信科學嗎﹖它就說法輪功是迷信﹔……法輪功講真善忍，它就說你不真、不善、不忍。”我在海外聽不到中共的宣傳，但我卻有着與中共同樣的想法，可見我的中共思維定式何等需要清除。
《九評》說中共把“國家流氓化”了，有些人覺得不舒服，我看是筆下留情了，應當是“國民流氓化”、“國民寡廉鮮恥化”、“國民共黨化”。《九評》希望中國人“從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輸的一切邪說”，指出“復甦我們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順過渡非共產黨社會的必經之路”，本人舉雙手贊同。
“慾取鳴琴彈，恨無知音賞”（孟浩然）。“大紀元”吹起《九評》號角，這裡的“恨”是嘆“誰解其中昧”﹔是嘆中華民族為何不快快覺醒﹔這裡“恨”是盼越來越多中華兒女為其知音﹔當然也是“恨”其號角清音不能自由地廣傳故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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