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劉賓雁終於走了。當九月間聽蘇曉康說探望賓雁的病情後，預感到他可能拖不下去了，於是在十月號開放雜誌「咖啡座」發了一個簡短的「癌病復發」消息。十月中，我在紐約和賓雁通過電話，當時尚無病危跡象，我們還談到本刊十月號「李敖回中國」的報導，他向我解釋那年去臺灣傳言「李敖拒見劉賓雁」的真相（並非劉主動要見，乃是朋友安排而未遂）。他說明病情後，感謝我們的報導。沒想到這成了我和他的最後一次對話。 堅持專業操守與批判家的責任
劉賓雁一九八七年被中共再度開除黨籍，正是本刊創刊之際，八八年他來香港，我們作了大幅報導與評論，但直到一九九一年六月，我才邀請他為《開放》寫稿。首篇專稿《江青死不瞑目》，長達五頁，評論官方六月四日宣佈的江青之死。從此開始，至二○○二年患癌症，他給我們寫了約三十篇文章，不算多，但每逢大事，都不缺席，如蘇聯解體、香港回歸、中共大的人事變遷與黨代會等，讀者都可以看到他的評論。
我早在一九八八年他剛出國時就評過「劉賓雁世界觀的矛盾」，指出他的「五十年代情結」和「親蘇」傾向的局限性，「一方面對共產黨極權制度的醜惡作了最有力的揭露與控訴，一方面又對這個制度及奉行這制度的黨不作根本性的批判，甚至傳播對它們的幻想。」那麼，經過十多年的流亡，他為我們撰寫的文章反映了甚麼呢？總的感覺是，他仍堅持一位記者的職業操守和極權制度批判者的責任，香港讀者並未在意他思想的局限性，包括六四時期他對中共垮臺的樂觀估計，而看重他那苦行僧式的道德形象。
作為一名編輯，我更為重視的是他對中國進步和老百姓命運的深切關注，悲天憫人情懷下面蘊藏著飽經憂患的痛苦與熱情。在專業上，我更欣賞他文章那有如驚濤拍岸一般的氣魄，和注重在宏論中穿插一個又一個的實例。他並不熱衷於一些流行的斷語，而傾訴屬於他的情緒與辭彙。如談到「中國戈巴契夫」這個話題時，他的描述是憑藉經驗而非思辯，他說「我本人在大陸就見過不少縣級戈巴契夫……」在評論文革後復出的老幹部時，他透露一個「國人多不知曉」的內幕：在四人幫被捕後的一九七七年五月竟有五十五名反四人幫的政治犯被槍決！而批准者正是復出的受過四人幫之害的老幹部。
賓雁為人很謙虛，頂著「名記者，大作家」的光環，他常在來稿時附言，文章寫得倉促，請你們隨便刪改。還說辦雜誌不容易，只要一般的稿費即可。他在西方已沒有再寫他在大陸聞名的「報告文學」（這種文體混淆在新聞與文學之間，曹長青的質疑是有道理的），以這種「筆端常帶情感」又充滿資訊的政論文章，標誌出的「劉賓雁風格」，我以為是他留給新聞界的一宗遺產。
和貧苦的不幸的人們共命運
劉賓雁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質樸而真誠。罪惡的五七年反右運動，埋葬了千百萬人的青春與理想，在劉賓雁身上，卻造就了一副高尚的人格。他曾坦承，反右之前，他已拿高幹工資，政治上物質上都很優裕。當了右派，一下掉到社會底層，才真正瞭解到人民的疾苦，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從此以後，他把自己的命運和無數貧苦的、不幸的、弱勢的人們連在一起。
我大約兩三個月和他通一次電話，每次他都會向我講一些大陸來客或北京朋友告訴他的小道消息，包括一些地方的民眾苦況，高層權力鬥爭反而很少講。有一次，二○○○年十一月八日，他聽我說帶來了高行健剛獲諾貝爾獎的小說《一個人的聖經》，便趁來紐約裝假牙之機，順便來我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老友彼得聞訊，還專程開車帶女兒來看「劉賓雁老師」。直到下午飲完茶，才分手送他去俄國城小奧德薩。
那天，他夜裏睡得不多，把高行健的書翻閱了一遍。我們像港臺同行一樣曲膝聊天，感到他一直保持記者職業性的敏銳觸角，談到許多不供發表的人與事，包括李瑞環、趙紫陽、胡耀邦、馮驥才，劉再複、范曾、方勵之、嚴家祺、馬悅然、高行健……他知道不少內情，他對趙紫陽八八年在全國總工會宣佈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與共產黨和政府發生矛盾時，應該站在工人一邊──最為敬佩，認為是很了不起的突破。我知道他五七年打成右派，就與他去上海採訪紗廠罷工同情工人有關。
在和劉賓雁交往中，知道他對海外傳媒當然是非常關心的。以前他老是皺著眉頭愛說一句話：「為甚麼幾百萬華僑養不起一本雜誌？」後來沒聽他說了，大概他已找到了答案。他不說，卻做起來，獨自辦起了一份雜誌，分中英文版，中文叫《大路》，英文叫China Focus。他的構思是為了讓大陸和外國朋友知道他的觀點。因此，篇幅很小，是可以放在信封中投寄的。他寄過給我，也告訴過我，如何吃力，有朱洪和一位學生幫忙。後來中文版，英文版都相繼停掉。這大約是他理想主義衝動的一次實踐吧。賓雁的語言天份很高，不僅在幼時東北學日語，年輕時學俄語，來美國又進修了英語，那次在紐約市圖書館魏京生獄中通信發佈會上，他用流利的英文發言，讓我吃了一驚。
相逢於一個不愉快的事件
最後，我得說一說和劉賓雁相識的一段緣份。一九八八年八月在歡迎劉賓雁訪港的一個公開的餐會上，我和一位同事一道出席，那是我第一次見他，乘興而來，卻在劉賓雁演講中途被一位主持人派人「請出」會場，休息時，我為這無理被逐所激怒，和該主持吵起來，然後和劉賓雁握手致意，憤然離開會場。這個被報章稱為「老總逐老總」的事件，成為我和劉賓雁相識一個不愉快的記憶。劉賓雁當時是我們的偶像，「中國的良心」和「青天」，我自然也想向他投訴這宗發生在他眼皮下與他有關的踐踏人的尊嚴的事件。當時，香港報章至少有二十篇文章是聲援我，譴責那肇事者的。
直到一九九二年七月廿六日，即事發四年後，我才有機會和劉賓雁談這件事，那是他成為我們的作者，彼此已有多次溝通之後，我去普林斯頓看望他，並留宿一晚。大家都睡了，我們在廳房裏談了很久，原來他也很想瞭解香港新聞界的一些真實狀況，他沒有想到我們這些從大陸來到香港謀生，尤其是要獨立門戶做點事是如何的艱難。我告訴他香港不僅市場競爭冷酷，人情也有冷酷的一面。那些投機發跡的，不僅靠本事，運氣，也靠無恥，不擇手段，跟紅頂白，我們哪裏是對手！他靜靜地聽，只問不說，有時搖搖頭。
我最後說：「賓雁，我們離開大陸，不像你們這些有知名度的人，而是一無所有，逆來順受，掙扎求存是我們的命運。」
後來，我在香港收到他一封信，其中一段針對業界紛爭寫道：
「香港自由報刊同受中共壓逼而竟然不能團結對敵，我深以為憾，您能以大度容忍對待攻擊，我認為是正確的。」
在一九九三年間，雜誌社遷往海軍大廈，條件比較好，我向他提出邀請來香港工作。他回信說：「你提的問題，我基本上沒有想過，還要和太太商議。當然，我無意在此長居，心中的算盤是一年，最多二年後可以回國。就此而言，我也不可能在香港長住，也許再等你夏天來美後，我們才能細談。」
他心中掛住的只有中國。而且那樣樂觀。
二○○二年五月，小女在紐約出生，在尚未滿月的啼哭聲中，賓雁遠道來致賀，我為他拍了一張我認為神態最好的照片（如封面），我和太太都十分珍惜。
（ 2005年12月29日 香港）
來源：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1/4/2006 8:39:1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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