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
連接收看（新唐人世事關心採訪報導）主持人：歡迎收看我們的六四特別節目。17年前的6月3日和4日，數十萬中共野戰軍部隊強行攻入北京，用機槍掃射，坦克追?的方式扼殺了一場由學生發起，持續了近兩個月的席捲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在那短短的波瀾壯闊的兩個月中，發生了太多的激動人心的事件。這些事情，連代事件中的人，將會永遠成為歷史的一部份。今天我們要講述的，卻是發生在1989 年5月23日下午的一個從表面上看似和整個六四民主運動似乎不太協調的小插曲。這個當時迅速被大家遺忘了的小事件，卻完全改變了三位來自湖南的年輕人的一生，而且至今仍然使許多人難以釋懷。
旁白：1989年的5月，動盪而充滿變數。在4月26日中共將這場爭取言論和結社自由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之後，動亂分子的大帽子就像一塊烏雲罩在每個人心頭。
封從德（六四學生領袖，保衛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覺得很委屈，因為覺得我們是真的想給黨啊，這個國家提建議，都下跪了，你想一想，這樣子了還把我們說成動亂。馬上就想到說我們就像57年的那個右派一樣。戴上右派的帽子，那你這一輩子也就完了。
旁白：5月13日，部份學生發起絕食；5月17日，上百萬人上街遊行支持絕食學生；5月19凌晨，趙紫陽來到廣場看望學生；5月19日晚，絕食結束；5月20日凌晨，戒嚴令發佈，軍隊準備進入北京城，學生和市民自發組織堵截軍車。
封從德：所以在聽到我們復食了你又跑來戒嚴，所以當時同學是，整個廣場是很憤怒的。
唐柏橋（六四湖南學生領袖）：局勢非常緊張，然後呢，很多開始的那種，當時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像人民日報啊，官方機構很多像國務院的人哪，開始陸陸續續的都不到天安門廣場來支持了。
張健（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當時北京的周圍有十幾萬的軍隊，數千輛的裝甲車，還有坦克車，我們在重兵的包圍之中。
連勝德（外高聯總指揮）：當時大家隨時準備著戒嚴部隊可能強行進城，對學生進行清場和鎮壓。
張健：堵截軍車，而且通過我們前面十幾次的堵截呢，基本上軍隊已經是在郊區駐紮，沒有進來。
旁白：5月23日是戒嚴後的第4天，天氣悶熱。這天下午兩點鐘左右，三位來自湖南的年輕人，余志堅，喻東嶽和魯德成，在金水橋上，向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巨幅毛澤東像投擲了二十幾枚盛滿顏料的蛋殼。隨後，三人被學生和工人糾察隊帶走。當天傍晚，三人被學生送往公安機關。1989年8月11日，北京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破壞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余志堅無期徒刑，喻東嶽有期徒刑20年，魯德成有期徒刑16年。
魯德成（天安門三壯士之一）：我跟余志堅是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可以說是從小玩到大的朋友。我跟喻東嶽呢，跟他認識是在他大學畢業以後分配到瀏陽日報社當編輯，當那個美術編輯以後。
旁白：1989年的時候，魯德成26歲，是湖南省汽車運輸公司瀏陽分公司工人；余志堅25歲，是湖南省瀏陽縣達滸鄉漣頭小學教師；喻東嶽22歲，是瀏陽報社美術編輯。三個好朋友經常在一起談論社會政治問題，期許民主的未來。
魯德成：我呢認識是從那個社會底層的那樣的生活中那樣的提煉出來的，他們可能更多的是從西方，從文學啊，哲學啊，政治方面的那一些理論方面那樣的瞭解以後，再昇華到這樣的程度。
旁白：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傳遍全國，也傳到了湖南瀏陽這個小地方。三個熱血青年當下決定要北上聲援學生。
魯德成：五月十七號晚上就往北京走，當時挺有意思的就是說我們上車的時候啊，那些列車員，都是他們把我們拽上去的，聽說我們是上北京去聲援學生啊。到五月十八號晚上，大概九點鐘左右我們就已經到了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我們都是手牽手，深怕那樣的失散了。在廣場上那樣你推我擁的那樣轉了不知道多少時間了…… 但是十九號晚上真正的是一個關鍵的時間。
中共中央電視台播報戒嚴令。
魯德成：十九號晚上的那個戒嚴令一出來我們就感到中共是不是開玩笑的，它戒嚴令這是一個前奏曲，最後我們當時想到的就是說必須要提醒學生。可能年輕，十幾歲的人，青年人可能意識不到戒嚴令的那種嚴重性，作為我們來說，我們是26歲，我跟余志堅是26歲，文化大革命時候的那一種緊張的氣氛我們是有親身經歷的。
封從德：21號晚上吾爾開希他們跑去見了殘聯的那些人，那是我後來才知道的，我整理那些資料，他們就真以為可能是坦克平射，機槍開道，因為??就鄧樸方那些人，就來嚇唬那些學生，所以第二天吾爾開希就在廣場上，22號凌晨四點鐘的時候，就在廣場上亂喊，他沒有甚麼組織概念，結果大家馬上就把他給轟到一邊去。
記者：你們想像中的鎮壓方式並不是像64這種機槍?坦克那種的方式，對不對?
封從德：沒有，那個主要當時是兩個模式，影響比較大的兩個模式，一個是76年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因為悼念周恩來，那實際上是用棍棒來打，打得頭破血流，所以叫流血，所以整個廣場上，你看很多標語都在喊，說，寫的都是我們不怕流血，不怕流血。實際上說不怕流血，其實當時的概念是76年這個模式。第2個模式是當時你像88年到89年，中央電視台，中共的這個，天天晚上幾乎都在播放南韓警察怎麼打學生那個模式，就是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這個模式，所以直到63夜裡邊很多人在黑燈瞎火中，挨了槍子了，以為都還是橡皮子彈。
魯德成：所以我們當夜就跟那個廣場指揮部的那個廣播站就寫廣播稿，最主要的就是說我們不能再期望乞求於中共有一個善心的展現。19號以後一直到22號，我們的廣播稿是沒有播出來。
（鏡頭）：五月，市民歡呼戒嚴部隊撤到城外；學生領袖柴玲演講：戒嚴令四天實施不了，十天實施不了，一年實施不了，一百年也實施不了！（歡呼聲）
魯德成：我們只是一種自我感覺吧，自我感受到就是說他們，雖然部隊已經在郊外，但是他們沒有到那個64開槍的那一刻，6月3號晚上開槍那一刻，他們是始終不相信中共會開槍。這一點是我們在5月23號之前，那幾天我們就是已經感覺到的。
旁白：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感到了情況的危急。5月22日晚，他們坐在人民大會堂的樹蔭下，商議如何做才能喚醒學生不要對中共再報有幻想。
魯德成：當時呢有幾個那樣的設想，第一個設想呢，就想以那個自焚的方式，在廣場上自焚，當時呢，因為它也可以起到一定那樣的作用。但是因為你沒有一些前面的那些準備工作，因為如果要是做不好的話可能會引起別人的誤會或者就是錯覺。所以這種自焚的設想我們就把它打消了。所以剛好我們就在，因為毛澤東畫像那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個時候想到的就是說，因為他毛澤東畫像是一個象徵，是中共他們那一個專制獨裁的象徵，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起到，如果要把他摘下來的話，我們可以起到一個事半功倍的那個作用。最主要是，可以說是旗幟鮮明的就可以表明那一種對中共徹底的否定，起到這種作用。當時我們的想法就是說，學生是一些思想比較前衛的人，我們對他們實際上也可以說是抱著一種很樂觀的一種估計吧。前面我說了，就是說我們當時在湖南的時候認為他們當時的那一種口號宣傳應該是一種策略性的考慮，而不應該是他們思想的那一種展現。所以我們認為用這一種行為是完全可以把他們往那一種，走那一種徹底否定中共的這一條路的。
旁白：不過，這三個湖南來的青年沒有想到的事，他們的思想和大多數學生當年的想法並不一樣。
封從德：當時這三個湖南來的朋友他們這樣的舉動我覺得是大大的超出了那個時代，他們走在時代的太前面，我們也確實說實話，想起來很內疚，不光是對他們內疚，對我們自己的思想認識的水平，也覺得反省起來的話，大大的落伍，因為我們對於共產黨阿，對於毛澤東的認識實際上他們要比我們提前很多年，十年以上，我們是很後來，才越來越意識到說確實是這麼個回事，像427大遊行的時候，學生的標語裡面都有說，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但還是留了餘地，說正確的我們才擁護怎麼樣的，但是這種話其實都是代表當時那個思想水準，對這種專制主義的認識還是不是很清楚。
連勝德：是希望中共藉著當時的民意能夠去認真的推進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的。
魯德成：這個提議是余志堅他首先提出來的這個，但是具體到23號的行為這一點倒是喻東嶽，他是一個學繪畫的，就想我們既然是把那個像摘下來可能是不太現實，那麼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可以去把它刷掉啊，可以用油漆把它刷掉，這個是也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但是這個方式還是不太理想，後來就在這個基礎上就想用一個雞蛋殼包油畫顏料那樣的投擲，那樣塗抹，是可以起到同樣作用的。再最主要就是說我們不想傷害人。所以後來有人問我們，你們為甚麼不用那個玻璃瓶啊，因為玻璃瓶一砸上去的話，破了以後就會傷人。所以當時我們完全是一種非暴力的一種行為。只是想以那一種方式來去喚醒大家。
旁白：5月23日上午，三人買了油畫顏料，他們將顏料裝入蛋殼，而且書寫了一副對聯。
魯德成：那個對聯的內容就是「五千年專制到此告一段落，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這個起草的那個文字是余志堅，那個書寫是喻東嶽。
旁白：當天下午2點10分，三人來到天安門城樓下。
魯德成：余志堅他就是維持秩序或者是把門洞下面的行人把他擋住，我跟喻東嶽就是站在金水橋的北邊，毛像的那個斜角下面，我們兩個人就是負責投擲，在這之前我們把標語貼在那個天安門城樓的中間那個兩側，圍觀的人他們第一個反應是為我們鼓掌歡呼，更有意思，也可以說更有意義的吧，還有兩個人，兩個陌生的青年人，他們幫我們投擲，我不知道後面那個，扔到城樓上那個紅地毯上面還有一些雞蛋殼，是否是他們扔的，可能用力過猛吧。但還有別的那一些反應啊，你像包括那些拽著我的衣服要我賠他的那個白襯衫的，還有甚麼那樣的啊，甚至還有眼睛裡面有一些反感的吧，這些都是自然的，我認為這很能說明當時中國民眾的一種狀態吧，有不同的心態。甚至還有人希望我們趕快走，說你這樣是很危險的等等那些東西。但沒有過多久呢，就是天安門廣場那個指揮部的糾察隊，反正就是學生那些糾察隊啊，因為他們戴了那個紅布條，不是那個紅袖章，紅布條，頭上紮著紅布巾，紅布條那些，他們把我們，就是說你們這樣的行為感到很突兀，希望就是說我們，希望我們跟他們配合到廣場指揮部去解釋一下。我們認為這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們並不想掩飾一些自己的一些觀點，所以就跟他們一起去了紀念碑的台階上。
主持人：多年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是學生領袖為了避免中共找藉口鎮壓學生運動，而決定將他們三人送交中共當局。三人不僅度過了漫長而屈辱的刑期，還要面對百姓的不解，和自己心中的委屈。而此事也同時成了倖存的六四學生領袖難以解開的心結。那麼，1989年5月23日那個下午的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17 年後的今天，我們找到當事人，一同回憶和揭示事件的真相。
張健：在外邊這個去用墨水砸毛澤東像，這件事情發生之後那，我當時，我在那個紀念碑，我們的糾察隊指揮部在紀念碑第三層，是當時有糾察隊員來告訴我說，不知道甚麼三個人在那兒將毛澤東像用墨水給拽污了，大家圍著，這樣帶過來，帶到我們糾察隊指揮部。因為我當時，我第一感覺，我以為他們是中共派過來的。但是呢，談話了，我當時我記得我只跟倆個人談話了，我沒有看到三個人，我不知道是誰，但好像應該有喻東嶽。我不知道有沒有魯德成啊，那麼後來我證實他說有他，他認識我，但是我的確是，當時是比較氣憤，因為我以為他們是中共派過來的，但是他當時給我出示了一些這個證明，出了一些證明，比如拿出是哪個學校的老師或工人，當時我也很吃驚，但我當時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我說，我們已經把天安門廣場已經保持在一個相對安靜的一個有紀律的這樣一個狀態，而且我們現在每天都受到來自各處的攻擊，我們的壓力很大，中共的這些執政者，他想辦法要叫我們天安門廣場變得混亂不堪，增加我們的壓力。同樣天安門廣場是全國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旗幟，如果我們這裡亂了，這個旗幟倒了，那全國其他各個地方都會成問題。我這個跟他講了。我第二個跟他講，我說你對面那一位我對他也有看法。（記者：你指的是誰？）毛澤東。我對他有看法。我說如果要是做的話，我完全用另一種方法做，就是帶領糾察隊，到後邊，將一個排的守衛毛澤東紀念堂的軍隊繳械，然後把毛澤東拉出來，鞭屍。我說，我們現在壓力很大，我說這些事情是不夠這麼做的。而且我對他說一句，我說，這件事情，好漢做事好漢當。是誰做的，我覺得你應該告訴大家。（記者：你還記得他們當時甚麼反映嗎？）當時他的反映我還是很激動的。他說，你放心，這件事情啊，是我們做的，我會擔當的。那麼就在這時候，高聯來人了，我們糾察隊指揮部只是負責安全的事情，高聯來人了，是派一個傳遞員傳來信，就說要讓他們去高聯指揮部。（記者：高聯指揮部和你們不是在一起？）不是在一起，它靠近廣播站那邊。然後就在這時候他去了，然後他們倆個人就去了。那麼這時候哪，我呢就到外面去了，因為糾察隊有很多事情。
魯德成：那麼後來我們就轉到了那個，在廣場中央有一些那個巴士，空的巴士停在那裏。據說是那片是那個學生絕食的那個車輛。
主持人：魯德成和喻東嶽從位於紀念碑的糾察隊指揮部被直接帶到了廣場中央的大巴士上。那麼此時，余志堅到底在哪裏呢？
周勇軍（六四學生骨幹）：當時我的帳篷離金水橋很近，他們塗毛像不到一個小時，一隊工人就把喻東嶽（註：根據魯德成的證實，周勇軍所提到的喻東嶽實際上是余志堅）帶到了我的帳篷，當時帶進來的時候，我只看到他們帶進來一個人，那當時的工人說他們是來搞破壞的，那同時呢，當時一個工人糾察隊長就把這個喻東嶽的手錶取下來，放在我的那個辦公，我當時的辦公桌上面。他的意思說，他們是來搞破壞的，是否把他的東西給沒收了，全部要搜身。我當時看到喻東嶽的狀況是: 穿的是一個中山服，就是中國的叫藍卡嘰式的中山服，很髒，可能好幾天沒洗過臉，疲憊不堪的樣子，也是在那裏，就是一個靠著牆，蹲在地上沒說話。我看他樣子就是很可憐，因為很多學生和外地來的人都是那麼個狀況，在當時。那麼我聽工人介紹他們的舉動，就是他們去用墨水污損到毛澤東像，那麼我就把喻東嶽叫過來，我問他，我說你們為甚麼要做這件事情呢，他沒回答。我說那，就說你就是有甚麼想法和要求吧，他也沒，都不回答我的問題。然後呢，我看他樣子，我就把手錶還給他，我說你的東西我們不要你的，同時呢，我把那個帳篷裡邊剩下的那個，市民送來的那個麵包和綠豆粥，還有汽水，我給他，遞給他吃，我說你吃一頓飯。他只小聲的對我說聲謝謝，非常非常細弱的說了一聲，然後他就在一邊使勁的吃去了。那個吃完之後呢，那個工人領袖，糾察隊那幾個人就問我怎麼辦。我說那怎麼辦呀，讓他們走吧，放他們走吧，算了。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劉煥文啊，當時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工人領袖，就來到帳篷裡面，說這個廣場指揮部中心要人，他們是三個人，要把他們放在一起去開記者招待會，我就讓他們把喻東嶽帶走了。
旁白：根據魯德成的證實，周勇軍所提到的喻東嶽實際上是余志堅，他也被帶到大巴士上。
魯德成：在那個車上，我們被滯留了有幾個小時，後來大概是在5點鐘左右吧，學生召集了一個中外記者新聞發佈會，就在那個歷史博物館門口，那個台階上。在這個記者新聞發佈會以後那，中央電視台接著又有一個專訪。不管是中央電視台的那個採訪也好，以及那個中外記者那個新聞發佈會也好，就是也可以說我們也希望能夠有這樣一些跟媒體見面的那個機會吧，但是只是我們當時是被動的，被迫的，因為這樣那，面對那媒體呢，我們可以把我們得那一些政治主張、我們的想法呀這樣公開出來，以免別人的那一種誤會、錯覺，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後來，中央電視台那個陳鐸採訪以後呢，後來我們就被一位學生領袖，那個郭海峰，陪同我們一起到了那個天安門公安管理處。您剛才說的那一個投票的問題，那些東西，只是在車上的時候呢，是郭海峰對那個余志堅所說的，他說他們因為當時在指揮部，後來他們有一個投票，有幾個人反對，有幾個人支持，就是要求把我們送給中共的，只是就是贊同的人呢多了一票，這是……我們的，我們的命運也就從這個一票裡面就是這樣改變吧!
主持人：5月23日的下午，到底是哪些人參與了這件事的決策，將他們三人送交中共的公安呢？
張健：由於糾察隊有很多事情，我就離開了，那麼等我回來的時候呢，有個糾察隊員告訴我。我說那幾個人哪？哪兒去了？後來他告訴我說，把他們送到派出所了。我說，哦，後來我說送到派出所怎麼了，他說給留在那裏了，關在那裏了。我當時就很吃驚，我說這個不是那邊開一個發佈會嗎？我記得是，當時已經證明一下不是，是他們，不是已經可以了嘛。
封從德：這個事情，我開始知道的時候已經比較晚了。我大概是傍晚的時候才知道的，這個事情出來的時候，我是，可能正好是在回廣場的路上。那到了廣場，回到我們廣播站，也就是指揮部，指揮部的一個同學就回到廣播站來告訴我說，他們抓了三個便衣，他們想破壞這場運動，他們把毛像給污染了，將可能會給官方找到藉口。我問他說，你怎麼能確定他們是便衣。啊，所他們這個沒有拿出那個工作證，一看像是假的。我問他說那這三個人在哪兒，他說已經送到公安局了。當時我沒有太說，我可能還是有點不高興的表示，就是說，其實沒有必要這樣處理。因為實際上這個之前，我們也處理過類似的事件，就是大概四、五天前吧，五月十七、十八號晚上的時候，當時實際上是真的中共的便衣跑到我們廣播站來造謠，說首鋼工人，十萬工人罷工，而且當時這個造的謠已經被中共利用了，他們就是說，廣場的指揮部、學生廣播站，他們是一個造謠中心，你看根本沒有罷工這麼回事情，他們那兒講了，美國之音還這樣講了，你看美國之音他們都是撒謊。所以我當時聽到這個東西過後，我是有點覺得不太對，所以我就找了幾個糾察隊的同學埋伏在那個廣播站周圍，因為周圍有其它的帳篷，我們在那兒等著，只要聽到有，廣播站裡邊有人在說這個首鋼工人罷工的事情，馬上把他抓起來。當天晚上我真抓到兩個，抓了兩個，也是查了他們的工作證，沒有，問他們你們在哪兒工作。反正是一問三不知的那種，你一看，那個確實是很像便衣。但實際上當時我們同學很想打他們，我還是給攔住了。我就說，其實我們也搞不清楚，我們也不是警察，只是給他們講，以後不要這樣，嚇唬他們一下子，還是把他們放了。
張健：
我到國外之後，包括給國內的現在倖存的學生領袖，包括郭海峰，包括鄭旭光，包括其他的很多人，我不一一去講了，聯繫過，也跟海外的，留學海外的這些學生領袖也全交流過，我說誰在現場去處理這些事情的。那麼其中這也是叫做一個是外高聯的是連勝德，他說他曾經參加過，那麼還有一個是王文，還有一個姓楊，好像叫楊軍，還一個可能，有可能是郭海峰在其中，但是投票的人絕不止是這個四個人，還有另外的其他一些人，但是另外其他的人裡頭，我查不出名字，但是沒有一位是學生領袖，也就是說現場主要的學生領袖都沒有在，比如說柴玲，封從德，還有其他的當時幾個負責人。
連勝德：
大概是在五月二十三號左右，時間記不得了，那麼當時情況就是，我們正在忙於就說是當時廣場的各項事務，審稿，就是控制學生的廣播站，這個協調，指揮，堵截戒嚴部隊進城。那麼當時有學生過來通報說，學生這個抓到了三個人，這三個人那，就說是在這個對毛主席這個像，撒了雞蛋，噴了油漆。那麼說當時就很擔心這有點類似國會縱火案的這麼個性質，就說有可能中共政府會借學生當中有人做了這麼件事情，那麼是在反毛澤東，是在損壞公共財物，那麼將會栽贓我們學生，把我們當時的辛苦進行的抵擋戒嚴部隊進城的努力就說是一下就擊碎了。說當時沒有多加思考，那麼當時我的意見就是說，就說支持是將他們送給有關方面。
主持人：你記得當時有人站出來反對你這樣嗎？
連勝德：啊，我不記得有人站出來反對，沒有。
主持人：沒有這個投票表決，是不是要送他們三個人去。
連勝德：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我不記得有這樣的事情。
主持人：那麼你當時記不記得見到他們三個人？
連勝德：不記得。絕對沒有見到過。
主持人：沒有見到他們。你只是聽到了這個消息。
連勝德：我在廣播站，在指揮部裡面，我不記得見到過他們。
主持人：具體送到了那個部門嗎？
連勝德：都不清楚，所有的後續的都不清楚。
主持人：聽起來矛盾重重。連勝德說不記得投票的過程，也沒有人反對他的決定。而魯德成和張健卻說這是一些人的共同決策，其中有贊成者有反對者。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電話追訪張健，詢問如何得知投票的事－－
（記者：有人親口告訴你這個？）
張健：這個楊朝暉是魯德成告訴我的，後來根據他的名字呢我就問當時我們在國內的一些朋友，當然這些朋友我現在不能告訴你了，國內的當年的學生領袖。
自由亞洲電台2004年5月採訪余志堅片段－－
余志堅：他們有一個討論的。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您有沒有聽到他們整個討論的經過？
余志堅：沒有，但是我也是聽我們送過去那些人說的，他跟我們說，我們意見也是不一樣，他好像是說多一票還是怎樣的。
主持人：看來，連勝德的說法和大多數當事人的說法都不一致，而且很顯然，他對這件事情處理的細節和始末並沒有瞭解。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當時身處廣播站忙碌的他雖然匆匆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但是，他的意見並不是將3人送往公安局的最後決策來源。那麼，5月23日那天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呢？
封從德：五月二十三號下午，正好是這個時間，是整個這場運動當中，學生運動，運動的組織最薄弱的時候，最混亂的時候，就是青黃不接，可以說是，因為，可以說是一個權利真空狀態。所以才會出現說，我們到今天十幾年了過後，我們都還搞不清楚整個這個，他們被抓的整個過程，那麼到底是哪些人在做決策，我們，我至少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就是因為當時整個廣場上做決策的主要的機構的人和組織，都是處在一個比較癱瘓的狀態。比如說第一，廣場的這個指揮部，那天下午才剛剛要成立，實際上二十三號正好是這個運動的學生最高的組織，叫北高聯，我們叫，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那被學生給踢出廣場，就是頭天晚上我前面我說吾爾開希亂喊，所以大家都誤以為他還是北高聯的這個負責人，所以就抱怨很多，當天晚上，二十二號晚上，廣場上的學生就做了一個決定說，北高聯回高校整頓，就是離開廣場，交出指揮權，48小時成立一個臨時指揮部，怎麼樣的。然後第二天，知識份子有兩個重要的組織成立，也都是在這個二十三號的下午，所以這些人在成立這些組織的時候都不在廣場，所以主要的這些運動的組織的人都不在。所以整個是最亂的時候，組織是最薄弱的時候。所以如果我猜想的話，有當時一個比較成熟的組織在，當時的話可能稍微加以注意這個案件，就可能不至於把他們送到公安局去。
主持人：令人奇怪的是，在2004年自由亞洲電台採訪余志堅的錄音中，他多次提到了國安的介入。
（自由亞洲電台2004年5月採訪余志堅片段）余志堅：簡單的來說，就是國家安全局它在紀念碑那邊吧，在廣場上他們要人了。學潮的指揮者，那個時候很尷尬,很矛盾吧。
旁白：在余志堅的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小事。。。。
旁白念：「我的印象中還有一件小事，有一位明顯與「高自聯」關係密切的女士曾與我單獨在一起，旁邊還有一位學生，她告訴我事態已經緊急，「國安」逼著要人，並勸我即刻趁機溜走」
旁白：魯德成先生在電話追訪中這樣告訴我們。
魯德成：採訪以後，我才看到了那個跟我們一起，有兩個那個國安的跟我們一起到了那個公安處。（記者：就是說郭海峰送你們，同時那個車上還有國安是不是？）對。後來到公安處，才知道，他們一直都是緘口不言啦。（記者：他們就是一直不說話，到公安處就看到他們是他們內部的人了？）對對對。
記者：在當時你知不知道在處理他們三個湖南來的年輕人的時候，當時有公安或者國安的介入嗎？你知道這個嗎？
封從德：我當時完全不知道，那我是後來也是聽到余志堅的採訪的時候，我才開始比較明白說，哦，還有這個，我覺得是很關鍵的一點，就是學生會那麼犯傻的話，那其實是有這些公安的這種壓力下面，要求下面。那具體的過程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覺得這是很關節點。
張健：所以說這件事情的發生，我覺的非常蹊蹺，處理是很有問題的，另外還有幾個參加投票的，到底是甚麼人，作為當時現場的指揮柴玲、封從德都不在，包括李祿，我也問了李祿他們。那些主要的指揮都不在，那這些人又不是真正掌握天安門廣場實際權力的人，他們又怎麼樣去審判他們哪？去判定這些事情呢？但是通過我在國內十二年的調查，我們當年的指揮部一些主要的工作人員，包括掌握文件的主要工作人員，包括在廣播站的一些人員，早已經和中共有聯繫了，以學校為名，打入其中，而且其中有些人根本就不是學生。也就是曾經，北京市局，還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我都側面調查，在我們廣場的人，一百個人裡，有五個，甚至到十個，最多甚至十多個，是他們的人，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主持人：由於無法聯繫到身處中國的關鍵人物郭海峰，我們無從得知參與表決的另外幾個神秘人物的身份。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那幾個人的意見很可能直接導致了余志堅喻東嶽魯德成三人的厄運。從國安的直接插手和廣場遍佈中共特務的事實來看，這一件歷史公案的背後可能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中共的黑手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呢？也許只有當六四不再成為中國的一個禁忌話題的時候，我們才可能得到水落石出的答案。在下集裡，我們將對三君子後來的坎坷遭遇和這件事對人們的思想衝擊進行進一步報導。世事關心，我是蕭茗，謝謝您的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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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006 7:03:2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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