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我們這個社會不唯獨存在著大量的利益受害者，也存在著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在這些既得利益者當中，仍有著許多頭腦比誰都要清醒的人，他們沒有見好就收，也沒有過高的期望值，更沒有日復一日的安全恐懼。在他們的平和心態之下，是對社會規則的徹底看透，並由此訓練出一般人所不具有的精明。我拜訪過這樣的一批人，這樣的一批人也曾多次來到我這裡作客交流。他們的企業往往只有十餘人，貨源、加工、運輸、銷售、收款等程序都不複雜，但恰恰就是在這些並不複雜的表面現象之下，卻有著頗為複雜的體認思想。下面，我從六個方面來說明這個問題。一、在中國創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成功
央視二套節目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運作著關於創業精英的選秀節目，一批頗有企業規模和商場聲譽的企業大亨似乎都在傳遞著同樣一個觀念：中國 80%的人都能創業成功。然則，非也。在中國創業，首先需要的是膽量、膽識、膽魄。多少人雄心勃勃、高談闊論，但一遇風雲變幻，你就是硬生生地把他們放在那個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位置上，讓他們來領導，讓他們來管理，讓他們來策劃，讓他們來統籌，可他們就是幹不成，更多人更是不敢干。中國人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安分守己，只要能夠有一個職位，不管這是個甚麼樣的職位，只要生存不成問題，無論是外在的壓力還是內在的渴望，都些東西都不會影響到人們對於某種現狀的維護，從而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最高當局到普通公民，無不是這一思維。這一思維同樣受著傳統思潮——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響，甚至包括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等，這些思想統統都重於對被統治者的自我心安理得、自我約束鉗制的教導和訓誡。這是由獨特文化孕育成獨特製度，從而形成的民族特性：懦弱、膽小、怕事、明哲保身。
一位私營企業老闆對我說：「膽量是甚麼？就是有一個堅定的信念，然後為了這個信念，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去實現信念。要坐牢就坐牢，要殺人就殺人，要革命就革命，要戰爭就戰爭……。總而言之一句話，信念是第一位的，其它一切的犧牲都可以忽略不計。」這樣的「膽量」，即使努力學習著「厚黑學」的人也沒有多少人能夠真正具有。目前的創業成功者，至多的意義是財富上的強勢。企業的壓力，更多的並非來自市場、員工、客戶，而是來自政府和黑社會。中國許多企業的壯大，背後都有權力和暴力的影子，不投靠政府，就投靠黑社會。類似香港李嘉誠那樣的頂級富豪，之所以投靠大陸政府，實在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策略。幾乎沒有多少成功企業能夠完全擺脫政府和黑社會的擠壓，只單獨尋求規則化、秩序化、法治化的市場。任何人都知道，一個健康、有序、守信、守法、反壟斷的市場對於任何企業都有著最大的利益，然而任何人也知道中國的市場經濟一直都夾在權力與暴力的雙重擠壓中。不是有那麼多老闆被殺害、搶劫、綁架了嗎？不是有那麼多老闆趕緊跟最高政府、地方政府掛鉤了嗎？在這些現象的背後，是企業生存的艱難，沒有多少人能夠頗有膽魄地超越這些潛規則，大多數人只能戰戰兢兢地接受著——他們是最怕「出事」的一群人。
二、事實上一般中國企業的生存期都很短
一年、兩年，頂多四年，很多企業就經營不下去了，最後只能垮掉，為甚麼？就算要錢有錢，要人有人，可最後還是失敗了，最根本的是缺少科學的管理方法。同時，許多「中國特色式」的東西，總是在打破著那些管理方法可能具有的科學性。比如說，你開一個餐館，最開始找三、四個親戚一起干，錢少的時候大家都是拚命地幹，蛋糕越大，剩餘價值就越大，每人分配的利益也就越大。但是，由於生意的逐漸好轉，規模的逐漸擴大，又多七、八個親戚在裡面，於是大家的私心雜念就多了起來。越到最後，買菜的人本來只買了300塊錢的菜，結果跟你報350塊錢；收賬的人本來收了300塊錢，結果只跟你報250塊錢。你在無形之中就虧了100塊錢。長此以往，一個生意越來越好的餐館，變成了一個算計老闆的腐敗小窩。採購、財務、出納、會計等一系列過程，最易出現這種狀況，最終生意崩潰，老闆賠錢，員工散伙，親戚關係惡化，有的甚至發生血戰。把這個例子放大到企業中，就是兩個問題：一是監督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二是產權的明晰。無論任何企業，都必須在創業、守業、擴業的過程中，重視這兩個問題。
逐利是人的本能。把一條魚放在一個裝了許多貓的貓籠裡，這隻貓對其它貓說：「不能吃哦，千萬不能吃哦！」那些貓能不吃嗎？常說中國無官不貪、無商不奸，從這個「貓魚寓言」可見一斑。貪對於官，奸對於商，那都是本能。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將利益的狀態和分配的方式透明化、明朗化、制度化、細緻化。上面舉的餐館的例子，說的是親緣式的企業，但並不是說親戚不能參與企業建設。只不過，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地盤上，有的企業主的親戚面臨著兩極分化的事實，一極是不愁錢用，另一極是總愛貪魚吃。我的一個朋友——某造紙企業的總經理——就面臨著這個問題。這個企業，本是兩兄弟艱辛創辦，等經營額到了120萬元的時候，兩兄弟因利益分配問題，幾乎鬧到要由法院裁決的地步。之後，我這位朋友妥協，只拿走15萬元另創企業，每年春節才與他的親兄弟見一面，見面時除了一句淡淡的問候之外，便再也沒有一句話可說。他總結他的經驗說：「家庭是家庭，企業是企業，社會是社會，情是情，錢是錢，人是人，事是事，這些東西必須分開。與其求之於親人，不如求之於員工。老闆對員工要像家長對孩子，哪個家長不喜歡自己的孩子呢？錯誤允許犯，但不能不汲取教訓，教育方式也要獎罰分明，既不能縱容，也不能粗暴。」
三、文化不是文憑，文化是歷史的潛在推動者
酒有酒文化，煙有煙文化，球有球文化，酸菜魚、葷豆花、火鍋、串串香都有文化……，文化無處不在，已存、現存、將存的一切都有文化的淵源。人類社會就是文化變革的社會，推動歷史的是人民，而文化正是人民生命力的所在。當前的大學生就業危機，證實了文憑與實力（文化體現）的懸殊。即使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對於許多具體問題也只能一籌莫展，理論化的東西卻不能投諸於實際，研究化的東西卻不能實用。過去一貫被神聖化的文憑，只不過成了一張比身份證稍微高級一點的另一種身份證。據說，目前許多女中專生、女大專生、女大學生走向諸多賓館、夜總會賣淫，也須向保安提供身份證、學生證乃至健康證，否則被禁止進入，如此諷刺，亦可證明某些「標識化」證件的可悲。學校、學院的專業學問，在浩瀚的文化海洋之中，只不過滄海一粟耳。一位煙草公司的業務經理說：「假如你是我公司的員工，我可以給你兩、三個月的實習期限。因為你不懂行情嘛，這個可以理解，你跑運輸、跑銷售，從中產生額外費用，無論多少，我都給你報銷，幫你承擔。但是你總不能光讓我賠，對不對？如果三個月以後，你還是讓我虧，那麼我就要讓你下課了。對不起，你的文憑證明不了你的業務能力，你被辭退了。」
校園教育自教育產業化之後，導致高價低質、量多質少、人才扭曲的現象產生。許多年輕人缺乏基層經驗與實踐經驗，眼高手低，心高氣傲，投機意識強，缺乏踏實的學習態度和進取的工作決心，心智不成熟，受不得挫折，迷茫、失落、浮躁，自慚形穢。而企業在運作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運用了大量沒有道德底線乃至沒有法律底線的運轉方式，使得企業環境與校園意識嚴重背離。兩者的衝突，既是社會與教育的衝突，又是成人社會與半成年社會的衝突。另一方面，管理者總是注重於員工的服從性，而員工更希望個性與才智得以超限的發揮，兩者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中國不但應大力推廣技能教育，更應注重人才的選拔與運用。人才的心理失衡絕不可能只導致單一的後果，即便此種心理失衡有著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從客觀後果來說，是對個人、企業、社會的毀滅性打擊。同樣的，不思進取與違規、違法經營最終導致的，也是人與社會的雙重受損。教育產業化是歷史性的犯罪行為，對教育領域的搾取和對教育方式的愚化、奴化，導致大量青年、少年、兒童失去了平等的受教育權，同時已接受教育的人卻朝著似乎對統治者有利——實則，對整個社會都非常有害——的方向愚蠢、奴化而去，致使社會缺乏生命力，人才缺乏創造力。
四、低調是精明而又安全的企業路數
我認識這樣一批企業老闆：他們上午十點鐘起床，到公司辦公室泡茶、看報、接幾個電話；中午與客戶吃頓飯，飯後陪客戶到洗浴中心按摩、玩小姐；下午再到公司辦公室泡茶、看報、接幾個電話；晚飯後打打麻將，凌晨三點鐘回自己的高級住宅睡覺，一直睡到上午十點鐘。他們不做任何宣傳，沒有廣告、沒有報導、沒有網站，甚至連辦公室電話和專用手機也只有至親、員工、客戶和少部份官場人物知道。辦公室裡從來不放任何重要的財務資料，只有無筆跡的收據以及堆積如山的報紙，連電腦都從來不使用，兩天一次的銀行查帳也從來不用網上銀行，而是親自開車到銀行自己仔細查閱。他們拒絕媒體採訪，不歡迎媒體報導，連政府有意推廣他們也不買賬——包括拒絕參加政府安排的在他們看來毫無意義的某些會議。他們絕不希望把公司做大，連有的大單業務也置之不理，他們就是打心眼裡希望把目前這種狀況維持下去，按時、依法納稅，固定、合法銷售，甚至寧願讓客戶賣三個月貨品之後再由單獨的某個普通員工去收賬，結果，無論大賬小賬，竟然幾乎次次順利，很少遇到收不到賬的情況。從性格到經營，他們從來都是如此低調；但其順利和平穩令人驚訝，他們怎麼能夠這麼順、這麼穩？又為甚麼不願意賺大錢？
有一位老闆這樣對我說：「我不諱言自己不是個正人君人，我好色、好賭，玩過的女人不下三位數，輸過的錢不下100萬。我現在老了，有些遠離了，不近女色，賭也就只賭一、二十塊錢的小麻將，吃也多吃素食，肉夾不了兩片就要放筷子。但我要承認，貪色是男人的本能，就像公狗遇到母狗，舌頭直掉口水。人嘛，也就是兩樣，一個是『吃』，一個『性』。奇怪的是，過去一個男人三妻六妾，現在居然違法，成了『重婚罪』；我們經常講『生命在於運動』，可是你看長壽的烏龜，居然爬得那麼慢。所以說，觀念啊，經常在變。現在多少人說共產黨好，也許多少年後又要說共產黨壞。歷史嘛，就像羅貫中說的那樣，是非成敗轉頭空。」這位老闆已經快60歲了，但人看上去只有40多歲，每天都很放鬆，把甚麼東西都看得很淡。但恰恰就是這位六旬老翁，在其親屬之中，老一輩的有國民黨、共產黨的兩黨高干，同一輩的有地方領導官員，他自己當年也是宣傳組織的一支健筆，閱捲成山，識人無數，既與政府、人大、公安、檢察院、法院及各企業關係良好，又與當地混混、地痞、吸毒者謙卑相處，其40年的工作歷史竟然從未遇到任何報復者與陷害者。
他說：「我也我的不滿，但是對比起許多人來說，我的狀況已經足夠好了，我也只能滿足了。即使我有100個億，如果還在想『還差某某人50個億』，就在那裏焦躁啊、煩惱啊，你說這種人有多痛苦？等到他已經是天下第一的時候，結果卻成了全天下人的敵人。」"接著，他說，「共產黨是幹甚麼的？『共』就是『公』嘛，從它成立之初到現在，最根本的還是『公』嘛？它不是『公』給天下人的，是『公』給它的，就算表面是『公』給大家的，但統治、管理的權力還是在它手裡嘛，結果還是它的。尤其在我們這個國家，資本、財富的壯大導致了那麼大的貧富分化，你能夠買得了一時的安全，也買不了一世的安全。毛澤東打江山，其實就是搞有錢人，那些沒錢人結果還是沒錢。你看過去在長征逃亡的那些地方，還有延安、大別山這些，過去窮，以及陝、甘、寧、貴的許多地區，現在也窮，甚至比過去還窮。共產黨的隊伍全在那些窮地方安營紮寨，你要相安無事，肯定要許諾，要讓人家相信你，結果隊伍一走，政權一建，這些地方又被忘記了。利益最終在誰手裡？在黨裡。」過去，這位老闆也在創業之時花了兩年時間到處陪酒，無論是陪商還是陪官，現在他都已經厭倦了。他說：「官啊，不靠譜，權力慾越強的人越不值得信任，官場的學問可能也是最深奧的學問，就是到了現在，我也可以說『沒搞懂』。我要是個官，肯定也貪，而且要大貪。貪不了是沒本事，貪得了是本能，貪了還沒事那是及格，真正的高手就是貪得合法化，連法律都拿他沒用。」是此老闆如此的洞息，才造就了如此看似奇怪、實則正常的企業。
五、改革同樣讓某些既得利益者充滿無奈
既得的「利益」，是在種種合法、非法的交易、合作、搾取、欺騙等一系列複雜過程之後累計起來的金錢、資本、財富以及地位、勢力與聲譽。當一個工程竣工之時，官員得政績，企業得金錢，而百姓只有殘羹冷飯——甚至滿腔怒火、人心悲涼。最近拜訪的一位老闆說：「我親眼目睹我的三個下崗工人離開人世。一個跳樓，兩個服毒。我當初是用比國家買斷工齡標準更高的賠償額給我的下崗職工，是本地區解決下崗問題解決得最順利的企業。後來有報紙說要來做專題報導，讓我推廣經驗，我拒絕了。對方問我：『你是不是怕？』我回答說：『我怕甚麼？叫我殺人我都敢！』我只是不希望把這種悲慘的改革行為當作成就感來宣傳，這沒有甚麼值得驕傲的，完全是不得已地讓工人走投無路。」改革讓工人無靠，老齡、缺乏新技術、不適應市場，這是他們必然失業的內在原因。過去的企業經驗，其實就像政府統治人民那樣，哄、嚇、唬，把工人當成小孩子，一鬧就哄，鬧得大了就嚇唬你，最後可能把你給徹底「治」了，你的聲音又消失了。這位老闆說：「工人在很多地方比農民更弱勢，他們沒有土地，沒有最後的保障。但城市人又普遍虛榮，失業之後很難再就業。這可不是自尊，如果是自尊，那麼就應當去勞動，要勞動才有尊嚴。很多人拿著工齡款，就去賭啊，一天到晚無所事事，年齡又大了，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去開館子、擺攤子、插皮鞋，只能得過且過。」
曾經有一批年齡在60歲∼80歲的下崗老工人來找我（據說還有幾位老工人已經去世），說他們的企業在幾年前轉制改革的過程中，每個人只分了點小錢就離開了崗位，從此沒有任何保障，勞動局不理，法院不理，政府也不理。這群老人數量不小，有幾百人，他們不斷上訪、信訪，有的還被公安局拘留，最終仍沒有一個徹底解決的辦法。對此，這位老闆評價說：「怎麼能解決得徹底呢？除非報紙敢拿出100個膽子來深入報導，打持久戰，讓高層受不了了，才來主導解決一部份，最後還有個殘酷的談判過程，也就是妥協。政府、法院對這種事太容易應付了，比如說，你這個企業當年究竟是甚麼性質的企業？是國營的、集體的，還是鄉鎮的？他們這些人這時就會計較這種'法律'了，最後給你一個定論：你們不屬於某某法的法定賠償的主體資格，所以當年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你要是再鬧，那麼就給你定些妨礙公務、越級上訪、擾亂公共秩序的罪名，你就不鬧了。」接著，他表達了他的無奈，「說到底，我們的企業不管是姓國還是姓私，最終都姓黨。黨要這麼辦，下面的只有執行，出了問題就找你負責。你敢反抗嗎？有的老闆比我狠多了，讓你下崗就下崗，說白了，那是執行黨的命令。他們一方面讓人下崗，一方面截取工齡款，另一方面還倒賣企業的器材物品，並歸為己有。改革讓少數人受益，讓多數人遭殃，但遭殃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儘管我也從中得到不少利益，但這是被政府『主導』（如地皮、物資等）一番之後剩餘的少數利益。看到這種貧富分化和下崗悲劇，我也於心不忍，可是我真的甚麼辦法都沒有，這是大環境決定了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六、中國需要舖路石，但不需要過分犧牲的舖路石
過分的犧牲，是指不懂保全自我、不懂儲存實力、不懂著眼長遠的行為方式，但仍值得敬佩，卻不值得廣泛提倡。有的老闆一生經歷了無數風風雨雨，現在頗有些甘當藏於深山的諸葛亮的念頭，或者像陶淵明那樣悠閒、避世。談到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如晚清洋務運動、憲政運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國共戰爭、文革、89事件等，也帶有一絲世外高人的眼光。一位老闆說：「知識份子了不起，確實了不起，如果中國沒有這麼一批人，恐怕早就亡國了。現在也是這樣，你看那麼多人出國，他們出去以後帶回來的文化、思考，顯然是跟現在的統治制度相對立的。清朝也談不上是孫文結束的，這個人最多隻是用了一點點力把窗戶紙捅破了。清朝是八旗子弟搞垮的，他們出國考察，回來以後其實就已經跟制度對立起來了。革命思潮和民眾反抗，加上裡應外合，才把清政權顛覆掉。但是顛覆並不等於完事了，實際上後來還是回到了割據時代。思想的力量大啊，個人的思想一旦成為全社會的思想，那就是主義，這個主義比書本上印的條文還要堅決。」另一位老闆說：「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權力鬥爭的結果。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和趙紫陽，他們的鬥爭背後其實都是權力派系的鬥爭。許多歷史事件回顧起來，就像一台戲，文革裡毛澤東是總導演和編劇，四人幫是給毛澤東打工的，群眾就是演員。這個奇怪的制度就是有這麼厲害，上面一說，下面跟著做，你停都停不了，逼得你只能服從現狀。中國人缺乏獨立人格，缺乏獨立判斷能力，一遇到運動，盲從的、被迫的參與者太多。少數了不起的運動，還是遇到了統治者不肯放權的情況。」
日前，有一位19歲的女孩蔣多多，以在四門高考科目卷紙上抨擊教育制度的非常方式，強烈反抗高考制度，其態度之堅決、真話之毅然，令人歎為觀止。一位老闆借題發揮：「可悲啊，一個早就大有問題的選拔制度，居然要一個女孩用這麼大的犧牲來反對。要說『問題制度』，我看沒有一個制度是沒問題的，為甚麼？正所謂『綱舉目張』啊。甚麼是『綱』？現在的'綱'就是黨的意志。記住，我說的不是憲法，而是黨的意志。你學過政治沒有？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其實，甚麼不是統治階級的工具呢？你、我、任何東西，都可能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看不到這一層，或者不敢捅破這一層，手痛治手，腳通治腳，都沒有用處。」另一位老闆眼睛一亮，彷彿覺悟到了甚麼：「歸納是一種方法，要懂得歸納啊。」並對剛才點出「黨的意志」的老闆豎起了大拇指——「向你學習」。」那劉曉慶呢？」一位老闆提問。」黨的意志」回答得更乾脆：「一個小卒子而已，會上跳得兇了點，收拾你還不容易？查你的賬嘛！」當前這個社會，處於悶雷狀態，國民可能除了娛樂暴動之外，再沒有更多自由的空間，但地下的猛火一直在燃燒。國家、社會的變革，是一個反覆鬥爭、反覆失敗，然後再反覆鬥爭的過程。激進、新銳總有一天會成為主流，但更激進、更新銳的東西又會繼續與之鬥爭下去。@
（大紀元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8/8/2006 6:56:4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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