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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回眸(130)-三民主義介紹之八

【大紀元11月14日訊】(希望之聲報導) 連結收聽

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的現場,我是主持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們這幾集以來一直在跟各位談孫中山和三民主義,因為我們看見中共這麼多年來,雖然在講孫中山,在講三民主義,可是實質上它不是扭曲就是抹黑,或者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

你的嘴巴上說孫中山怎麼好怎麼好,怎麼樣革命先行者,實際上把孫中山這些具體的理論也好,或者學說也好,甚至於一些具體作為也好都扭曲了,把它扭曲成對中共自己今天統治有利的這麼一種狀態。所以我們才說今天要還三民主義本來的面貌,來談談真正的三民主義。

在過去幾集當中,我們先後談了民族主義,那麼再上面一集呢也談過民權主義。在民權主義那一集我們談了主權在民的一些想法,談了真平等的一些觀念,談了孫中山先生心目中的代議政體。那麼今天就接著這個話題,我們主要想先談談「權能區分」這個觀念。

「權能區分」這個觀念其實如果接續我們過去的論述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西方的學界來說,不是一個新的思想,但是對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比較新的東西。這是因為孫中山說,中國人幾千年來一直是皇權或者是君主權。君主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那麼底下即便有言官、有諫官,有一些很薄弱的分權方式,都不能真的制止王權的弊害。

而孫中山從西方經驗也看到,當人類歷史走到近代的時候,其實社會就開始複雜。這個複雜的社會也迫使政府開始逐漸強大,因為政府不夠強大就沒有辦法統治這個日益複雜的社會。

那麼這個複雜社會從哪裡來呢?孫中山並沒有論述得很清楚,但是我們從其它的文件或其它的學說可以看到,其實是來自工業革命跟工業化。

工業革命跟工業化使得人類社會比過去複雜許多倍,過去不管是漁獵、遊牧或是農業社會,相對工業社會來說都還是比較單純的,而工業社會使得人類社會變得空前複雜。

別的不要說,我們第一看一下經濟的部分。過去我們看到農業經濟或者採集經濟,到了工商時代發展之後呢,第一、工業開始發達了,也就是製造業比過去強大很多。既然製造商品量大了,貨品量大了,那麼再來就有一個分配銷售和消費的問題,所以再來就產生了社會的分配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簡單,你有錢你就買,你沒有錢你就不要享受。可是人是會看的呀,他會比較的。當人看完別人說,你為甚麼享受這麼好?我為甚麼享受這麼差的時候,他心生不平,那麼就要鬧出革命。

孫中山看見西方社會在工業革命之後呢,多次產生這種社會革命,在不同國家都曾經爆發過。他就體察出來,當然不是他個人的創見,他其實是讀了西方很多社會科學家的理論之後,他注意到這個現象。他說西方社會有這種社會革命,這種社會革命就是因為人心生不平之後要去革命。

那麼這革命看起來是針對貴族來的,看起來是針對王權來的,但它的核心問題是來自社會問題,而這個社會問題又來自於經濟問題。所以他看見了這點,他說中國過去沒有這種現象,但是如果中國要逐漸富強起來,要模仿西方,要開始工業化,它必然要產生這個問題,這眼光是非常準確的。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現象,因為人人都讀了馬克斯,人人都讀過其它作品,不管是讀了其後的社會學家也好,或是這些經濟學家,大家都看見這種現象了,當然馬克斯並不是第一個看見這種現象的人,但馬克斯確是比較系統論述的人。

孫中山讀過這東西他曉得,而他也曉得當時中國並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在孫中山以前,我們可以幫大家回想一下,我們說曾經有過像魏源這種人,像林則徐這種人,那麼後來再晚一點點有曾、左、李、胡這些人,他們都看到西方比中國要強大,所以都呼籲中國要趕上前去。

但他們趕上前去的辦法最早就是買洋槍、洋炮、練新軍,我們也跟大家提過了。那麼後來就是我們自己製造機器,然後我們也趕上來,我們也慢慢富強起來。但是所有這些人他們的眼光都趕不上孫中山,他們看不見因為這種工業革命,或經濟革命所會產生的社會衝突與社會革命。

所以孫中山看的時候,他說,我們最後還是必須從政治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看見了西方的經驗。所以過去我們說他講主權在民不是一個抽象的觀念,我們上次跟大家提過,那麼現在就落實到這裡。

那麼既然主權在民了,我們剛剛又說政府要比較強大了,那麼人民跟比較強大的政府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論述的「權能分立」的問題,或者說「權能區分」的問題。說起來這個不是完全孫中山的發明,但是他的確有強化的部分,我們後面慢慢會談到。

孫中山觀察西方的經驗,他曉得人類社會走到今天,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比較複雜了,所以政治要開始強化,政治強化最具體的表現就是政府要強。

所以孫中山固然講到說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權能分立,然後他講到代議政治,但他一直強調,他說,中國將來革命成功以後,不能停在代議政治,代議政治是西方的想法,而我們中國必須再向前走一步。

他所謂的向前走一步,就有兩個層次了:在政府的層次,他希望把政府造就成萬能政府;在人民的部分,在民權的部份,他希望達到的境界叫「全民政治」。

那這個萬能政府和全民政治這兩個是怎麼匹配起來的呢?他打了一個很好的比方,他在民權主義的第五講後頭,提到他有一次在上海,他要趕到虹口去,當時孫中山先生人在法租界,他說從法租界到虹口非常遠,一般來說他只剩15分鐘。15分鐘照正常情況是去不了了,所以他就攔了一個出租車。

攔下來之後他就跟司機講說我現在要到虹口去,我在趕時間,15分鐘你趕不趕得到?司機稍微想一想,他說:「我趕得到。」好,那我就讓你開了。他就看司機怎麼開。

結果司機就走了一個比較奇怪的路,司機沒有走孫中山心目中比較直的、比較近的路,反而是繞了遠路。孫中山說他當時心裡非常生氣,他們就繞了這裡、繞了那裡,繞到最後,司機開得飛快,居然在15分鐘之內趕到了。

孫中山先生這時候才忽然想到,其實他的觀念阻攔了他自己,他回頭想想,司機是對的。他說如果當時我按照自己的想法跟司機講,你這樣這樣走的話,他肯定是走不到。他說我跟司機講我的目的就在那裡,只有15分鐘,你想辦法幫我趕到,結果他反而趕到了。

所以他從這裡打了一個比方,他體悟到政府跟人民的關係,就好像汽車司機跟孫中山的關係一樣。我就是人民,那麼我希望到哪裡去,我就跟司機講。這司機就是政府,這車子就政府這個機器,司機開的這個車子呢,我就跟他講我要到哪裡去。但是如果我每一步都管他,那就管不了了,司機最後就開不成功。所以我要給他相當的授權,讓他能夠達到我要求的目的。

所以他說「權能區分」的精義就在這裡。政府有「權」,人民有「能」,人民用這個「能」去管制政府的「權」,孫中山設計了這麼一個「權能區分」。那麼怎麼個權能區分呢?他說要成為一個萬能政府,要有哪些權力呢?我們一會兒再說。孫中山比較著重的強調,人民有哪些權利去管制政府。

他知道中國人過去沒有這種管制政府的觀念,所以他剛才用了出租車的比方。除了出租車以外,孫中山還說,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你的裁縫、你的廚子、你的工人,或是門房的巡捕等等。總而言之,你不要把政府或政府的官員,看作是非常尊貴的人物,他是被你所用的。所以孫中山這種「主權在民」的觀念是非常非常強烈。

那麼這種「主權在民」你不能空說,你必須落實下來,也就是人民的手上要真正有權利,這權利要能夠發揮出來,能夠管制政府的。孫中山說我看了西方各國的一些經驗,再加上我的設計之後,我發明出來,人民必須要有四個權利。哪四個權利呢?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跟複決權。選舉跟罷免是對人的,就是對官員的;創制權跟複決權是對法律跟政策的。所以孫中山作了這麼一層區分。

選舉到今天,我們大家觀念比較清楚了,孫中山在他書裡面只說選舉權怎麼好,他提到說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國家,都有選舉權。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過差不多一百年了,我們對選舉的研究,是比孫中山的時候要來得進步了。

我們現在對選舉不是單純講說選舉就一定好,我們講說選舉要有一些條件的。第一、它必須公開進行;第二、它必須定時進行;第三、它從上到下很多層都該選舉,不是只選一個或只選一層,它有中央的官員得選、地方的官員得選。所以這是層次的問題,然後在選舉之中要容許競爭。

中共說我也搞選舉啊!斯大林時代的選舉、毛澤東時代的選舉,乃至現代的選舉,大家可以看到,大家也去選哪!你說這個人民代表大會裡面,李鵬、朱鎔基這些人,他們得票也不都是百分之九十幾嗎?難得有跑掉幾票的,它說我比你更民主呢。你說民主,我更民主,你看,我這些官員都是人民熱烈擁戴,百分之九十幾的選票,甚至將近100%的選票選上來的;但大家都知道,這有問題。

問題在哪兒,我們等會兒再說,我現在只說一點,就是在孫中山所設想的這種選舉當中,在西方真正的民主社會之中,它所進行的選舉,有一個重點:容許競爭。我容許黨內有不同的人來競爭,我更容許黨以外,有其他的政黨,或其他個人來跟我競爭。孫中山雖然沒有說得非常非常明確,但是因為他讀的是西方的書,所以他基本接受這一路的想法。

不但容許競爭,我們現在選舉還有一個觀念,它必須是不等額,不等額不是每一次都不等額,而是它容許不等額的機會,這話怎麼說呢?

我們講說台北市長選舉,在過去這十幾、二十年,自從開始公開跟普遍選舉之後,每一次台北市長選舉競爭都非常激烈,最簡單就是台灣的兩大黨都推出候選人,而且推出非常強的候選人,因為這是首善之區,所以雙方使盡全力去競選。這麼十來年下來,我們還沒看見哪一次選台北市長只有一個人出來選的。

但在中共那種社會裡面,我們就講它那個選舉不是真的,為什麼?因為經常等額選舉。你鬧個人出來跟胡錦濤競選看看、鬧個人出來跟江澤民競選看看,還沒選完,那個人可能就失蹤了、坐牢了、或家裡怎麼樣,然後就出紕漏了。

但是台灣或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它就有這種不等額選舉。那即便不等額,它真的每一次不等額嗎?不是。因為有的時候大家覺得那個人太強了,我競爭不過他;或說那個位置沒什麼意思,我不要去爭,我不想爭。那是因為我不想爭,所以不去爭;但是如果我想去爭的話,爭的機會是存在的,這個才是選舉的真諦。

選舉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老百姓授權給官員,讓你來做這件事情,你得到我的授權、得到我的同意了,你才能來治理。我們在前面很多集也講過一句話,我們說「統治者的權力是來自於被統治者的同意」,他才有這個權力。

所以選舉呢,孫中山非常看重,當然我們今天的理解是超過他了。那麼選舉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孫中山在前面講過,我們也提過,他說避免大家去爭皇帝,現在中國人爭來爭去就爭皇帝,爭到後來就殺人流血了,就砍人頭了。

大家看看中國大陸的社會就很清楚,中共當年在競爭政權、打擊國民黨的時候,就高喊民主,喊得比誰都漂亮。可是它上台之後,毛澤東跟劉少奇之間的鬥爭、毛澤東跟林彪之間的鬥爭,都是流血收場;然後華國鋒跟鄧小平的鬥爭,雖然沒流血,也搞得非常慘。

現在正在進行的胡錦濤和江澤民的鬥爭,流不流血我們還不知道,但現在的鬥爭非常凶險,為什麼呢?就是沒有這種機制嘛。孫中山早在一百年前就看見,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會鬧得很大,今天中國共產黨不就是走上了孫中山當年所說的,最壞的那條路嗎?

那第二個呢,就是罷免權。選舉,就是我們覺得說這個位置很重要,我們選人來擔任官吏,然後他來負責做什麼事情,選對了當然很好,萬一選錯怎麼辦?選錯,你要有一個機制,把他換下來,把他拔下來,所以孫中山設計了這麼一個罷免權。

這東西當然不是他的完全發明,他是看了西方有些國家的運作,在幾十年前、將近一百年前,已經看到有這種作法,他說那我們也來學學這種作法,所以他發明了罷免權,他就把這個罷免權的觀念帶進這裡面來。

大家回想一下,大家幾千年來,基本上沒有這種民權的觀念,所以不要說選舉了、不要說罷免了,這些觀念都完全沒有的。你說我們什麼時候可以選皇帝,對不對?從來沒有這種事情。所以孫中山曉得他碰到了非常大的困難,所以他在介紹選舉、罷免權的時候,花了許許多多的時間去講它的重點。

我們剛談完了罷免,提到說孫中山幫人民設計管制政府的四個權利,而後面兩個是管制法律跟政策的,孫中山分別把它們稱為「創制權」與「複決權」。

什麼叫「創制權」呢?如果國家的政策當中,沒有這個政策、法律,但老百姓覺得這個政策、法律不錯,但是政府還沒有把它制定出來,然後民意代表也沒有把它制定出來,那我老百姓自己把它創制出來,這叫「創制權」。

但這個權雖然說是給了老百姓,可是我們在現實的運作當中,不管在英、美、德、日這些比較進步的民主國家,還是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最後創制權有可能是落空的。

落空倒不是被別人奪走或是瓢竊,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在真正的運作過程中,我們看見如果老百姓認為這個政策法律很重要的話,他會跑去跟他的民意代表講;他的民意代表為了要服務選民、為了將來的支持與選票,這位民意代表或是立法委員、議員就跑去講,然後把它變成法律了。

這在台灣與美國經常看到,台灣比起美國還差一小步。美國把這種去遊說的過程公開化,制定成「遊說法」。譬如我舉個具體例子,地方上有人要賣香煙、菸草,人家怕菸草會產生肺的疾病等等,他就跑去遊說政府,我要賣香菸、菸草但是我可以抽出一部分錢回饋給大家,這個香菸或菸草公司所做的事情就叫做遊說。

在很多國家都出現遊說的情況,但是因為美國政府怕這種公司的金錢利益太大、實力太大,一般升斗小民沒辦法對抗它,所以特定制定「遊說法」去管制遊說的過程。

台灣還沒完全走到這一步,我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創制跟複決,但是以台灣這幾十年來的民主政治經驗,我現在發現創制權最後會併到立法權中,但是我想保留這個權利並沒有壞處。最後實在沒有人能幫忙時,老百姓自己挺身而出,它可以幫助自己。

最後是「複決權」,複決權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公民投票等等,在英文中有兩個字,我們就不去詳細區分它了。但基本上不管是哪個字,大體意思都是說如果政府有個法律出來,老百姓說我可能不喜歡它,我想要去否決它,行使的就是公投或是公民投票或複決的權利。

我們在台灣可以看到,像過去的軍購案或是參加聯合國是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像當年法國魁北克分裂出去,也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這幾年來,歐洲各國要不要參加歐盟,也是用公民複決或公民投票的方式,這個就叫做「複決權」。所以複決權可以是一個很真實的權利。

孫中山說人民有了選舉、罷免、創製與複決四個權利才可以去管制政府,我剛才講過孫中山心目中的政府其實是一個萬能政府,這個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五權。對西方有一點了解的朋友就想,為什麼是五個權利而不是三個權利呢?孫中山怎麼多了兩個權利出來呢?是!多了兩個。

多了哪兩個呢?一個是「考試權」,另一個是「監察權」。孫中山看了中國的傳統,發現中國傳統考試權是相當獨立的,考試考完後,這個人合適、有能力才去選官、任官,所以考試權是獨立出來的。可是西方觀念中希望是「考用合一」,所以考試權經常併在行政權之中。台灣也有這個趨勢,這個我們還在辯論當中。

最後就是監察的權利,孫中山看見古時候的諫議大夫或是御史,位置不高但是他可以彈劾百官,甚至可以糾彈皇帝,所以把這個權利獨立出來。台灣是照做了,但是我們發現它跟立法委員的權利有分不清楚的地方,這個地方台灣有過辯論,現在還沒有最後決定下來。

但是不管它獨立出來還是不獨立出來,這個監察權利或者就併在立法院中,或者就是單獨的監察院。也就是不管怎麼說,孫中山的觀念是讓人民有四個權利去管制政府的五個權力。政府有了五個權力才成為萬能政府,人民有了四個權利管制這個政府之後,才能成為全民政治。

中國共產黨講了這麼久,一直講我這套制度最進步,可是搞了幾十年下來在循環砍殺,每次高層政治都是「燭影斧聲」,而且都是磨刀霍霍,海外看起來固然心驚肉跳,在中國大陸裡面看也覺得有很多不透明的地方。

我剛才說了,過去的「毛、劉」鬥爭或是「毛、林」之爭、「華、鄧」之爭、今日的「江、胡」之爭,其實都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如果能夠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或是五權分立的方式,甚至三權分立的方式,那絕對是好得多的!

所以我們看見權能分立是很基本的觀念,問題是中共一直相信一元化比較好、黨要有絕對的力量比較好,黨的組織能夠貫穿一切,我來協調一切,看起來是能夠統一指揮,看起來對效率有幫助。可是當效率比較大的時候,它犧牲的往往就是公平與正義。

孫中山看見,所以他提倡民權主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社會上的公平正義必須得到保障。如果權力這麼大的話,最後這政府會作惡,中共幾十年的經驗恰恰就應證了孫中山這個觀點。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權能分立」是很重要的觀點,而且可以拯救今天中國政局的時弊。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談到這裡,其他部分我們留到下次再談,我們下次再會!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中原大地-世紀回眸》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11/14/2007 10:38: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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