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在線觀看 下載觀看
主持人：近十年來，中共公派的各式各樣的演出團體如過江之鯽湧入西方各國。表演的節目雖各有不同，但是卻有兩個共同特徵，一個是直接或間接的歌頌共產黨，一個是用中國納稅人的錢買單而且毫不在意盈利與否。近來，連文革樣板戲也被說成國粹，堂而皇之的登陸美國。毫無疑問，這些不惜血本的宣傳手段起到了對一些海外華人洗腦的作用。而另一方面，為了讓這種宣傳天天有，時時有，中共全方位的滲透海外的中文媒體，或者金錢收買，或者派人打入，或者直接提供文章和版面，或者將中共的電視節目包裝後進入西方有線電視網絡。而對於秉持自由理念的獨立中文媒體，比如，大紀元時報，新唐人電視台，和希望之聲廣播電台等，則千方百計壓縮其生存空間，用特務手段進行破壞，甚至暴力襲擊。 郝鳳軍：他們主要的目地就是對這三大媒體裡面的負責人和技術性的指標問題，他們是非常感興趣。他們要把一些專職的和一些全身心投入到這三大媒體裡工作的人員，要堅決的踢出這三大媒體的工作範圍之內，然後就是在他們中間製造矛盾，分化瓦解，最後達到他不攻自破的目地。
旁白：李淵博士是全球大紀元時報的技術總監。2006年2月8日的中午，在他美國亞特蘭大家裏，遭到持槍歹徒的暴打。
李淵(大紀元時報技術總監)：(譯文)他們打開門推我，並闖入屋內。他們把我推到這兒。推我的時候，他們中一人持槍，一人持刀。
旁白：歹徒用被子把李淵蒙起來，直到他快要窒息時才鬆開，並暴打他的太陽穴和眼眶，然後把他全身綁起來。
李淵：(譯文) 後來，他們用膠帶蒙住我的口，眼，和耳，又把我的雙手用膠帶捆在背後。他們用電線捆住我的雙腿，讓我坐在那兒。我一點都動不了。他們在房子裡樓上樓下的找東西。有一刻，一個人用中文普通話問我：「保險櫃在哪裏？」
旁白：歹徒翻檢了李淵家的每一個角落，沒有拿走任何錢財和貴重物品，卻搶走了李淵使用的兩部手提電腦，外接硬盤，以及含有通訊記錄的電話機。
李淵的太太張萍：讓我感覺好像是，可能是找跟李淵有關的東西吧。他因為在作那些大紀元哪，網站啊，什麼的。
旁白：李淵被襲並不是一個孤立事件。2月9日，也就是李淵被襲事件的第二天，法國巴黎的大紀元義工陳女士家被人闖入。除財物被盜外，家中每一個信封和卷宗都被撕開。2月28日．香港大紀元印刷廠的電腦製版機遭暴徒砸門而入、暴力毀壞；3月10日．日本大紀元大阪發行部被盜, 歹徒拿走3台電腦和一台數碼相機，現金和其它物品原封未動。3月13日，大紀元台灣中部份社辦公室所有電腦螢幕與主機遭竊，存檔資料全數遺失。
李淵：(譯文) 實際上，在一年前，我們出版了一組系列文章，叫做「九評共產黨」。我們同時建立了一個網站，可供人們簽名退出中共，如果他們是黨員的話。(中共)他們不喜歡這樣，在很多情況下，他們都試圖讓我們噤聲。
主持人：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並沒有使大紀元時報停刊。而當黑惡手段不能達到目的時，中共使出了另外一招 --從內部「策反」。
旁白：2007年二月十三日，曾是香港大紀元報社核心技術人員的王漣在澳洲披露，他曾於2006年9月12日被中共國安特務綁架，在高壓下被迫簽下悔過書，答應為中共蒐集大紀元的技術情報。
王漣：我也在問他(國安特務)，我也不知道什麼東西重要不重要。那麼他們就說了，其實你認為的一切不重要的細節，對我們來說都重要。所以我當時感覺就是，他(們)想通過我，或者是包括他們已經有的資料呢，去儘可能的把大紀元這個系統裡面的所有環節能夠把它搞明白，然後他們就可以所謂的，OK，這個地方他們可以投入多大的精力可以突破啊？這可以定第一個計劃出來；這個地方呢，我們可以定第二個計劃出來；這個地方可以定第三個計劃出來。那麼實際上我的感覺就是這個樣子。
旁白：2007年初，國安特務又一次找到王漣，表示當前最重要的是全力阻擋新唐人電視台的全球華人新年晚會。而由於大紀元在推廣晚會信息上的獨特作用，國安特務表示要搞垮大紀元的運作。
王漣(前澳門科技大學助理教授)：他們就說了，我們趕快想一個辦法，就是讓大紀元呢，能夠效率低也好，怎麼樣也好，總得搞點事出來。那麼當時我就說，那你們是專業人士，你們想啊，我可沒什麼建議。那麼他們當時就說了，我在跟你聊的過程中，包括我們已經掌握的資料，綜合起來看呢，你們香港搞電腦的也就那幾個，
跟大紀元搞的就你和另外一個人。你已經是我們這邊的了。那個人，我們下點功夫，專門對他，讓他主動脫離大紀元。你們不是說來去自由嗎？讓他走，他自己走。那麼你們的電腦再出故障，你在澳門上班，他又不來做，萬事大吉！
郝鳳軍(前中共天津市國保局警察)：就是把法輪功學員抓起來以後，進行策反，進行轉化。轉化以後呢為中共所用。但是這些法輪功學員之後被釋放出來，為中共去工作的時候，他們可能是因為繼續回到了修煉大法這個道路上呢，他們又進行了，按中共的話講，就是反轉化，又回到了原先的修煉的角度。這個時候呢，他就去曝光中共對他的一些威脅，威逼利誘的情況。包括前不久在澳洲，出逃到澳洲的王漣的事件，都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所以就是說，對中共來講呢，他們不輕易的利用法輪功學員為中共所用。他們所更重視的是當地的華人社區裡的華僑華裔裡的親共人士。
旁白：前中共駐澳洲悉尼總領館外交官陳用林表示，他曾在領館的內部文件中看到關於澳大利亞有1000多名中共特務和線民的信息。而其他的西方國家也無法倖免似的遭遇。
Peter Earnest (前美國中情局資深特工)：我認為就中國而言，你知道在這個國家有成千上萬的華人華僑居住，他們是忠誠的美國公民，為生計而奔波。然而，對於(中共)情報部門而言這也代表了一個巨大的資源。他們如果願意的話就會滲入，尋找一兩個願意為中共政府秘密工作，蒐集情報的人。
旁白：實際上，在很多人離開中國之前，就已經成為中共特務部門物色的目標了。
丁柯(前中共安全部特工)：那麼往往當一個人要走的時候，走之前或者是在辦這些手續的過程中，各地的安全部門的人或者是調查部在各個地方部門的人呢，會找這些人談話，找那些他們認為有一定的情報價值，政治上比較可靠的人談話，動員他們將來在國外如果有困難的時候，他們可以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是希望若干年之，
他們立足之後，能夠為國內做一些事情。這種大面積的的找人談話，真正有幾個人願意做，就很難講了。但是有一個人將來能夠成功，能夠為他們做的話，也是很大的一種收穫吧。
旁白：美國芝加哥的劉彤博士曾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生物化學專業93 年本科畢業生，1997年夏來美。在他出國之前，一個像他一樣年輕，來自上海市政府五處的國安人員找到了他。
劉彤(上海華東理工大學畢業生)：他說通過你們系裡對你的介紹，你不僅僅是在學術方面，學習成績啊等等這方面，在其他領域也很活躍。他說，像你這樣的人，將來出去以後，學成了以後就不用回來了。他說，像這樣的優秀人才吧，你學成以後在美國機會會很多。我們這些華人都可以互相提攜，這樣對國家都有好處。如果你需要我們的任何幫助，我們都可以提供幫助，在這方面都可以找我。然後他就是說，將來你如果想回國來看一看，這個我們都可以給你提供車呀，你的行程，你的旅館，全都包在我們身上，你只要來找我就可以。他說，沒有任何壓力，我們就想交個朋友。我想你也知道，我們工作的這種性質。
旁白：在大學作了四年輔導員的劉彤當然知道國安這番話的意思。他說，自89年以後，國安就在各大學安插了人員。他們都掛靠在學校的派出所，定期地與各個系分管學生工作的副系主任聯繫。每個月，國安都要向系裡瞭解學生的動態。同時國安希望各個系能夠把比較活躍的學生在出國之前推薦給他們，尤其是學生黨員。除了在即將出國的人中建立廣泛聯繫之外，中共還將其特務以學生，記者，商人等公開的身份派出，然後由這些人在海外物色可以利用的海外華人。
丁柯：公開身份的把情報人員派到海外去，讓他們在海外呢跟華人，跟西方人士建立廣泛的接觸，從這些接觸的人中篩選一些有情報價值的那種對象，然後對這些人呢採取適當的......拉關係吧，用他們的行話講呢，就是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在需要幫忙的時候給予適當的經濟上的幫助，使那些他們物色的對象呢對他們有好感，就是那種願意為你幫忙，回報你的願望。然後這個時候呢他們會一點一點的啟發他們，根據他們的特長，向他們提出：哎呀，在這些方面我們好像有些困難，你要能幫忙的話就最好了。
旁白：上集中談到的包括麥大智在內的科技間諜，正是如丁柯所講的這種情況。當然，對海外的情報蒐集只是中共特務活動的一部份。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中共的情報工作相當一部份是對海外華人社區的監控。
郝鳳軍：中共跟其他國家包括西方國家蒐集情報的方式方法有截然不同，也有相同的一面。包括我剛才講過的，就是蒐集所在國的一些軍事，商業，科技等一些正常的蒐集情報的工作。還有呢，就是蒐集一些旅居在當地國的一些華人華僑，以及異見人士，包括法輪功人員的一些情報工作。
陳用林(前中國駐澳洲悉尼總領館外交官)：中共最重視的是對它的統治地位有關的信息，首先是針對美國，有關美國的這種高技術，軍事情報，中共是最重視的。第二個就是政治信息，政治異議人士的信息，有關國家，西方國家對中共怎麼評價，那麼中共就是很關心自己在國際上的合法性。那麼這些異議人士在海外的活動自然就成了情報蒐集工作的一個重點。
旁白：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後，這個修煉團體對暴力的毫不屈服和其海外修煉者連綿不絕的聲援使其意識到它頭一次遇到了真正的硬骨頭。作為回應，中共調集其在海外所有的秘密力量針對法輪功。
郝鳳軍：三年秘密力量工作計劃呢，就是說2003年626工作會議，6月26日在中國天津市召開的全國公安機關國保局的610工作會議。它主要的任務呢就是說在三年之內完成部署海外秘密力量，包括轉向使用秘密力量進行對法輪功宗教團體的監控和破壞，以及一些瓦解法輪功的內部運作情況。不是把這些所有的海外的軍事，商業這些秘密力量轉為去監控法輪功的秘密力量，而是同時兼備負責監控以及蒐集法輪功的一些情報和情況。
旁白：中共特務頭子周恩來曾教育手下特務說，你們不要紅，要灰要黑。最有破壞力的特務往往在這些團體中表現最積極，長期潛伏，要到關鍵時刻派用場。曾任職中共天津市國保局610辦公室的郝鳳軍談到海外特情人員中最高級的一類 -- 密干。
郝鳳軍：密干是特情裡面最高檔的一個職務。他(她)的本身的原形就是一個警察，就是安全局的警察或者是國保局的警察。他們就是說從學校出來之後，被挑中之後呢，進行秘密的訓練，包括對法輪功的修煉，以及<<轉法輪>>的閱讀等等，全部都是，比一個真的法輪功學員還要真的。然後這些人呢去「修煉」以後，潛逃到海外，也是申請一些難民身份等等，然後在裡面呢就是根深蒂固，樹立自己的一定的威信。因為他(她)文化素養比較高，知識水平也比較高，並且他(她)也是受中共的培養。所派遣出來的密干，他的本身職務是一個警察。像這些人呢，在2003年以前就已經存在密干的這樣一個職務，在2003年以後呢也有很大的發展和壯大。所以密干派遣到法輪功裡面呢也有這麼一部份的人數，當他們樹立一定的威信，樹立一定的影響力以後，他(她)就會在裡邊進行破壞，以及製造矛盾啊，讓法輪功團體也存在一些互相猜疑的情況。這就是他(她)所要達到的目地。
主持人：這些讓一般人望而生畏的特務和外交人員，似乎代表了中共在海外的威權和鎮攝。可是從那個鐵幕後面走出來的人們告訴我們，他們才是受中共監視和洗腦之害最深重的一群人。
陳用林：好多人覺得中共駐外使領館，派到外邊去了，他可以更多的跟社會...跟當地生活好像沒有什麼區別，實際上區別很大。因為各個使領館基本上都是集中居住，最近呢也有些放開一些，但是就是租房也是集中租在一起的，住房的附近都要這種監控的措施。誰家來客人了來人了都要進行報告，一般來說不會有私人的客人，私人客人進入違反了保密的規定。
張繼延(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外交官家屬)：就是大家覺得在裡面生活非常壓抑，也不敢說話，互相之間還有點互相監視，就是生活不自由。
記者：那比如說兩口子在家要說點心裏話怎麼辦？
張繼延：一般的要是想說話的話開開抽油煙機啊或者是把電視放的很大的聲音才能說一些話，因為不知道哪塊兒就有監視器或是竊聽器。
旁白：其實，就連越高級的特務 -- 密干，也從來不會得到中共的信任。
郝鳳軍：在中共這個體制內所派出來的密干是他們最不放心的這麼一個重要的環節，所以他們就會派副線。所謂的副線就是說，當你一個人出來之後還要另外一個人，也許你認識也許你不認識，還要另外一個監視你的人。我舉個例子，比如說美國，這個密干他在美國，他後面還有一個副線，這個人就是經常往返於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新的任務部署，以及對他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再教育等等，都是由他來完成的。另外一種呢就是說我同時為一個工作安排兩條線，一條就是蒐集工作，另一條也去蒐集工作，這也叫就副線，兩個人同時蒐集工作之後呢同時匯報到一個單位，但這兩個人之間互相並不認識。然後他們倆匯報的工作通過核實之後，看看哪個匯報的工作是真的，那麼另外一個將會被否定，或者會被其它原因啊調回去呀，等等，都會有這種可能。
丁柯：那麼我也感覺到他們對我真的是不信任的。那個時候我不是共產黨員，而且又出現了，比如說一個原來的安全部的工作人員叫俞強聲，84年底叛逃，那麼後來呢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的一個美籍華人，就是長期為中共擔任情報員的一個人叫金無怠，因為被抓嘛，等等，那麼我知道呢，中共對自己的情報工作人員的管理會進一步的嚴厲。
旁白：提起這個金無怠間諜案，這曾經是20世紀80年代西方的一條轟動新聞。
Peter Earnest (前美國中情局資深特工)： (譯文) 這曾經是被最為廣泛報導的中共間諜案之一。據我的記憶，他曾為駐上海的美軍聯絡辦公室工作，那是在40年代末，大概是48年，49年時。後來，他加入了一個名叫外國廣播信息服務處(FBIS)的組織，是隸屬於中央情報局。主要的工作是瀏覽外國的電視，報紙，雜誌等等這些公開資料。但是，因為他的流利的中文，他也參與翻譯保密的文件。也許是在1952年左右，他開始了為中共服務，窺探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
旁白：一些媒體指出，金無怠於1944年就被前中共特務頭子周恩來招募為中共特工。他潛伏美國情報機構30多年為中共效力，被認為是有史以來破壞最嚴重的反美間諜。金在等待判決期間接受世界日報的採訪時，曾呼籲中共能與美國政府談判，拿魏京生作籌碼交換他出獄，回到中國。可是中共方面始終否認和其有任何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李肇星在新聞發佈會上說：「金無怠事件是美國反華勢力編造的，中國政府愛好和平，從來沒有向美國派遣過任何間諜。」當得知中共對他矢口否認後，金無怠完全絕望，最後在關押期間自殺身亡。
Peter Earnest： (譯文) 我想是在1986年，他在獄中時，他自殺了。據我的記憶，他用塑膠袋套頭(窒息身亡)。
主持人：處於強力洗腦和重重監視之下，中共的外交和情報人員的真實心態又是如何呢？
旁白：80年代曾任國家安全部特工的丁柯這樣描述自己心情的轉變。
丁柯：那個時候當我第一次作為駐外記者工作的時候，我看到很多人批評中國政府，批評中國共產黨，我真的從心裏面覺得那些人很壞，是賣國賊，是壞蛋。我記得他們向我要發那些，他們的傳單嘛，我會把那個紙接過來撕掉，扔給他們，扔到他們面上，表示那種敵視。一直以為這樣做很愛國，做的很對，直到1989年六四鎮壓的那一夜，我才明白，他們，那些民主人士，當時所做所為，是真正為了中國的民主，為了中國百姓的福祉。
旁白：而六四之後開始外交生涯的陳用林又是何種心情呢？
陳用林：像我，當時是在北美洲大洋洲司，叫美大司。美大司的工作人員都知道，每次只要美國人提一次人權問題，向中共進行施壓，那麼中國的人權方面就有所進步。我們實際上都很高興看到這個局面。就是說，就是美國人應該多施壓啊！但是在工作的時候還必須換上另一副面孔。
旁白：從八十年代到今天，許許多多的體制內人士在認清中共的的真實面目之後，毅然拋棄高官厚祿，投奔自由。
陳用林：特別是89年六四以後，跑過一大批人，甚至是到國外去的這些政府官員的代表團，甚至整團整團的人跑掉。
丁柯：等我到了美國的時候呢，美國政府的人曾經跟我講，就是從89年六四鎮壓之後，平均每個月都有一個有相當份量的人叛逃。六四鎮壓之後，有一個人寫了一本書叫「王牌出盡的中南海牌局」或者是「...中南海王朝」啊什麼的，可能是這個題目吧。那個人呢曾經是鄧小平辦公室的秘書。他就叛逃了嘛。另外我們知道當時香港新華社的負責人許家屯，就是叛逃的嘛，是吧？當然還有其他的人。比如說，有一個叫趙復三的，這個人原來的身份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教會的一個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那麼他還有一個真實的身份，秘密的身份。這個秘密的身份呢，就是兼任國家安全部的副部長。他當時在巴黎叛逃的時候呢，是中國派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
陳用林：後來以後連續都有不少人跑掉。在美國曾經跑過一個參贊。那麼我出來以後呢，有很多比較高級的外交官也跑掉了。還有一些政府官員，級別比較高的。
旁白：投奔自由之後，他們的心情又是如何呢？
陳用林：心情當然是不一樣的了，感覺就是出了鳥籠的感覺。
郝鳳軍：反正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有良心的人，他那種工作是做不下去的，它是非常非常的壓迫的。你每天就是說，感覺到非常非常的累。當然我來到澳洲以後呢，真的就是白手起家，什麼都沒有，就是一無所有來到澳洲。來到這兒之後呢，就是自己用自己的雙手去做一些工作啊，包括體力活啊，包括一些開車啊，等等。但是這些工作呢，雖然付出了體力勞動，但是給我的感覺就是非常的輕鬆，沒有包袱的感覺。
主持人：2007年初，一部廣受好評的德國影片「竊聽風暴」，在中國遭到禁演。這部影片講述了一個資深的前東德特務在長期竊聽有民主思想的作家和他的女友後，良心發現，轉而不顧危險暗中幫助他們的故事。在影片的最後，柏林牆倒塌之後的一條的街道上，主人翁推著郵車平靜的走過。這時的他已經成了一個普通的郵遞員了。他走進書店，意外的看到了一本書。這是他曾監視的那位作家在得知他的善行後為他而寫的一本書。看著書的扉頁，主人翁眼裡充滿了欣慰和喜悅......(影片「竊聽風暴」片段) 也許正是影片所反映的這穿越黑暗和恐懼的一縷良知的光輝，感動了世界，也為其贏得了2007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榮譽吧。世事關心，我是蕭茗，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次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11/9/2007 4:36:27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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