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曉波
震驚海內外的山西黑窯奴工案，從曝光之初到現在已經將近兩個月了。但是，與海內外要求深層問責的滔滔輿論相比，也與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批示、派員、道歉、數萬警力的地毯式排查相比，更與山西官權“十天內解救所有奴工”的軍令狀相對照，山西黑窯奴工案的收場就顯得過於敷衍了事。現在，廣泛存在、長達十多年的黑窯奴工現象，已經被縮小為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一家黑窯；被送上審判台的罪犯不過是寥寥幾人，起訴罪名也縮小為非法拘禁、強迫職工勞動、故意傷害等三項罪名，而非法使用童工、拐騙綁架和虐待兒童等罪名不見了。宣判結果：磚窯監工趙延兵被判死刑，河南籍包工頭衡庭漢被判無期徒刑。其他被告判九年到一年半有期徒刑。
最能凸顯敷衍了事的是對相關官員的處罰。7月16日，官方公佈了被查處的失職瀆職官員，人數雖然不少，共95名黨員幹部和公職人員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但數量的龐大掩蓋了品質的蒼白，被處罰的全是基層官員，最高級別也就是洪洞縣的幾位“七品芝麻官”：縣委書記高洪元被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縣委副書記、縣長孫延林被免職，副縣長王政俊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和行政撤職處分。
如此深重的罪惡和如此輕微的懲罰，就連遲到的正義都得不到差強人意的實現，無疑是對受害者的更大不公，是對滔滔民意的極大蔑視，也是對司法公正的褻瀆。所以，無論胡溫中央的“親民”調子唱得多高，也無論山西省長的檢查道歉顯得多麼誠懇，仍然無法真正剷除產生大規模奴工的制度根源，也無法挽救中共政權的政治誠信及其權威的破產。也就是說，官權對黑窯奴工案的處理，根本經不起如下質問。
第一問：為什麼官方解救童奴的效率如此低下？ 6月5日，互聯網上出現《400位父親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求助信：“轟動全國的洪洞虐工事件，只不過是冰山一角，還有一千多個生命正在遭遇危難……救救我們的孩子吧！”然而，半個月過去了，這些父親中的絕大多數仍然沒有找到自己的孩子。6月20日，400名父親再次通過網路發出呼籲信，公開信說：在他們的尋親行動中，雖解救了100多名孩子，但大部分不是河南的。還有許多孩子未能找到或可能被轉移，呼籲繼續加大解救力度，建議擴大查找範圍，全國聯動尋親。
與此同時，輿論繼續向政府問責。比如，6月27日，《南方都市報》社論《不漏一人的解救如何可能？》指出：“如何可能讓罪惡不留死角，讓解救不漏一人？僅僅依靠山西官員的高調表態，不可能達成此境。此時此刻，政府需要更徹底的體檢，社會需要更精誠的合作，公民需要更深刻的覺醒，才能令解救奴役黑工的行動不漏一人，更緊迫的是，才能令這奴役殘害公民的社會土壤徹底覆滅。這比任何高調的政治表態，都要急迫務實得多。”
但是，截至本文完成為止, 解救童奴的行動並沒有新的進展：大陸媒體所披露的被解救童奴的人數只有100多名，僅占上千名失蹤孩子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見，在這場政府與黑勢力的較量中，握有巨大資源優勢的政府居然鬥不過黑社會。
數萬警力的地毯式排查和解救的結果，竟然如此可憐，是黑社會太猖獗？還是政府太無能？對此的回答只能是：後者。
眾所周知，作為壟斷著社會主要資源的獨裁政府，其執政能力卻表現為難以解決的悖論：在維護官權穩定和牟取特權利益上，諸如鎮壓民間維權、監控異見人士、管制媒體、化公為私和貪污腐敗等方面，中國政府及其官員們，不僅有能，且太有能了，有能到無孔不入！可以動用多輛警車和數名員警監控一名異見人士。而在服務民眾、提供社會公正、搞好社會公益和對罪錯的負責上，中國政府及其官員，不僅無能，且太無能了，無能到熟視無睹！居然縱容童奴現象長時間、大規模的存在。
第二問：中國的官員為什麼如此冷血和厚臉皮？儘管，胡溫等作出批示後，洪洞縣政府派出的十一個工作組，攜帶縣政府致歉信，分赴全國十二個省、市登門將致歉信、工資、慰問金親手送到被解救農民工手中；該縣紀委也介入官員在該事件當中的瀆職調查；20日，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會議，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在國務院會議上代表省政府作了檢查。22日，在中國勞動保障部、公安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工作組在太原舉行新聞通氣會，于幼軍代表省政府向在黑磚窯事件中受到傷害的農民工兄弟及其家屬表示道歉，向全省人民檢討。
6月28日，山東藉全國人大代表王全傑才會致信山西省長于幼軍《籲請山西省勞動與社會保障廳廳長辭職的建議》。王金全在信中指出：“近來，山西‘黑磚窯事件’震驚全國。……已為千夫所指，萬民所怨!……山西省省長于幼軍向國務院做了檢查，向受害者表示了道歉，向山西人民進行了檢討。但處在漩渦中心的、直接主管全省勞動用工的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官員卻出奇的冷靜，竟沒有一個人為此承擔責任，沒有一個人向人民道歉，有的只是勞動監察部門和公安部門‘果敢出擊’的報導。人們不禁要問：出了這麼大的事兒難道就沒有勞動主管部門的責任？……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最高行政主官，還能泰然自若地去領導全省的勞工解救工作嗎？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二條明確規定：‘領導成員因工作嚴重失誤、失職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惡劣社會影響的，或者對重大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的，應當引咎辭去領導職務。’引咎辭職，是法制社會的一大進步。失職官員唯有履行引咎辭職，方可取信於民。”“在重大過失面前引咎辭職是一種常規的政治行為，是官員尊重職務、敬畏民意、主動接受公民監督的誠懇態度的體現，也是人類有羞恥感的本能的條件反射。照此說來，那些以“厚黑學”的原則和“千斤頂”魄力，頂住全國輿論的譴責，頑強地賴在官位上的‘責任主官’不但不敬畏民意，連羞恥感也缺位了。”“最後，我再次鄭重呼籲在黑磚窯事件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的山西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應面對全國的民怨，勇於承擔責任，審時度勢，順從民意，堅決引咎辭職，以實際行動表歉意、正吏風、謝國民! ”
然而，在社會輿論齊聲高呼山西高官下臺的民意要求下，那些必須為童奴案負責的地方官，為什麼至今沒有一位省級或局級官員辭職？為什麼中央政府不向這些省級大員問責？為什麼媒體僅僅針對山西黑窯而對失蹤孩子最多的河南省官權不聞不問？在此情況下，山西省省長于幼軍的檢查道歉，最終只能淪為敷衍了事的作秀而已。
在千夫所指的山西，受處罰的全部是縣、鎮級別的官員，而臨汾地區的黨政機關和官員僅僅被責令檢查。據中新網7月16日報導，山西省委責成臨汾市委、運城市委向省委做出深刻檢查，省人民政府已經責成臨汾市、運城市人民政府，和省勞動社會和保障廳、省國土資源廳、省工商局向省政府做出深刻檢查。其主要負責人在本市、本系統幹部大會上做出檢討。
其實，應該公開道歉和引咎辭職的官員決不限於山西，河南省也應該有高官出面承擔責任。因為，在此次黑窯奴工案的犯罪鏈條中，河南省內的犯罪行為決不次於山西省。400名家長的呼籲書中失蹤的未成年人中，河南籍孩子超過2／3。那麼多河南孩子長期失蹤，說明了河南境內的人販子極為猖獗，成為奴工的主要來源的之一；那麼多家長的長期尋找而毫無結果，說明河南公安機關的知情不查，是極為嚴重的瀆職。所以，河南省的公安機關應該為瀆職承擔責任，河南省省長徐光春起碼也應該象山西省省長于幼軍一樣，向受害者及其家人公開道歉。
中共的各級官員之所以如此冷酷和不負責任，就在於中共體制下的公權力私有化及其壟斷性官員的任命制。為了確保一黨獨裁權力及其特權階層的既得利益，中共牢牢控制著各級官員的任免權，也就是把本該來自公眾授權的公權力變成私家授受的一党私權。於是，中國各級官員產生都不是來自自下而上的民意授權，而是來自自上而下的上級授權。這樣的官員產生機制，只能鼓勵官員們“執政為官”（為上級執政就是為自己的烏紗帽執政），而根本做不到“執政為民”。比如，面對黑窯奴工事件，山西省長于幼軍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仍然把對中央負責放在首位。他說：“中央派我到山西工作，委以重任，人大代表選我當省長，寄予厚望，我理應守土有責，為中央分憂，替百姓解愁。”（《面對黑磚窯事件 於幼軍坦陳心跡》南方週末2007-07-05）
省級大員不辭職不算，就連對黑窯案負有直接責任的臨汾市和洪洞縣的主要官員，至今也無人辭職。而且，對失蹤孩子的報案長期不作為的山西、河南的公安機關中，至今除了基層派出所負責人被問責之外，更高官階的警官卻無人公開承認自己的瀆職。作為獨裁党權工具的司法制度，必然導致執法者對民眾的有能和對官黑勾結的無能。
第三問：為什麼時間如此之長、規模如此之大的黑窯奴工至今才被大面積曝光？
如果在文明國家，發生當代“童奴”事件，不要說上千未成年人淪為奴工，即便只有幾人，也肯定會成為各大媒體跟蹤報導的頭條新聞。而在中國，震驚海內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後，大陸媒體的新聞頭條仍然被中共寡頭們的活動牢牢佔據，弘揚主旋律的正面報導仍然是所有新聞報導的核心。對此，中共各級中宣部、新聞出版署等主管機構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這些意識形態衙門象鷹犬一樣監視著媒體，逼迫媒體充當黨的喉舌，剝奪民眾的知情權和扼殺新聞自由。
進一步，中國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長期的資訊封鎖、言論管制和喉舌體制，早已使媒體變成官權愚民的工具。在此體制下，不僅由於公共資訊被隱瞞而屢屢釀成重大公共危機，而且，每一次重大公共災難曝光後，中共都要通過操控媒體玩弄罪魁變成恩人、惡政變成善政、劣跡變成政績的把戲，用突出的新聞篇幅來修補支離破碎的胡溫形象。所以，在震驚海內外的山西“童奴”事件曝光後，童奴們的遭遇和下落被胡溫等高官的批示所代替，父母們的尋親行動也被地方政府展開的解救行動所代替。於是，壟斷媒體再次發揮著其神奇的功能：對中央高官和地方大員的言行的報導佔據媒體的主要位置，而受害者的言行大都只能通過網路來披露。
第四問：中國的黑色經濟、壓榨和虐待民工、大量使用童工和拐賣兒童問題由來已久，驚人的大案也時有所聞，為什麼至今沒有得到有效的治理和遏制？正因為這些違法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制止，才會發展為大範圍使用黑工和“童奴”。而在這些用違法犯罪的手段來發家致富的大小企業家背後，都有大大小小利益集團的保護，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充當黑勢力的保護傘，他們最冠冕堂皇的說辭是“發展地方經濟”和“確保一方平安”。以至於，中國社會已經進入官黑一體化，黑勢力官權化，官權黑社會化。比如，大多數富豪級的黑社會老大都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頭銜，官權動用黑社會力量來平事。
固然，官黑一體化的黑窯主和地方官要對此負責，然而，中央政府對這種官黑勾結勢力的橫行和地方保護主義卻無計可施，任其長時間地胡作非為，無論其原因是客觀上的“不能”還是主觀上的“不為”，效果都等於對地方性官黑一體化的縱容。也讓人不能不懷疑：中央最高決策層是否是官黑一體化的。
第五問：號稱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大及其代表，法律明確規定了這一機構負有監督政府各部門的職責，然而，處理極少數有良心的人大代表有所作為之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人大及其300多萬名代表們，為什麼對地方政府如此惡劣的瀆職居然不聞不問？就目前媒體披露的情況看，只有一名湖南省人大代表曾與黑窯進行過長達九年的搏鬥，而其他的人大機構及其代表全部缺席。這樣的人大，還有什麼資格聲稱自己是民意機構？這樣的人大代表，還有臉面宣稱自己代表民意？
在中國的制度下，人大監督缺席的由來已久，恰與政府濫用權力的由來已久相互配合。因為，人大和政府源於同一個獨裁党權，二者也都是首先服務于獨裁党權。首先，人口最多的農民成為人大制度中的最為弱勢的群體，占人口比例80％的農民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僅為占人口比例20％的城鎮居民的四分之一。其次，全國民眾在人大制度中沒有真正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國人大委員長，各級地方的黨魁是各級人大主任，執政黨黨員和各級政府官員霸佔了人大代表中的70％以上的席位。
當人大的權力來自党權的授予，人大也就只能淪為党權的橡皮圖章；當 “官代合一”變成人大代表的常態，總書記、總理、省部大員、市長、局長、縣長、鄉長、鎮長……執政權和監督權就無法分離，也就談不上制度化的監督。全都是各級人大代表，他們怎麼可能監督自己手中的党權和行政權。君不見，山西省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曹生村黑窯窯主王斌斌的老爹王東己本人，就是最基層的“官代合一“的典型，他既是村支書，也是洪洞縣兩屆人大代表。
最後一問：自從胡溫上臺以來，為什麼屢屢發生本該被消除在萌芽中的公共災難演化為震驚海內外的重大公共危機？比如，2003年的SARS危機，2005年的松花江水危機，2006年多起有毒食品和假藥引發的公共安全危機，之所以演變為海外震驚的重大公共危機，大都源於獨裁體制下的中央政府的隱瞞或不作為。如果沒有良知者通過難以完全封殺的互聯網對危機真相的揭露，逼迫胡溫中央不得不作出反應，後果將不堪設想。在此意義上，互聯網真是上帝送給中國民眾進行自我維權的最好禮物。
具體到此次黑窯童奴案。胡溫中央決不能以地方政府的錯誤來推卸責任，難道那些地方大員不是中央政府任命嗎？胡溫中央更不能以“被隱瞞”或“不知情”來卸責。因為，僅從知情不為的做派上看，胡溫中央仍然脫不了干係。
早在今年3月8日，河南鄭州市民羊愛枝就開始尋找自己的未滿16歲的孩子王新磊；3月底，羊愛枝與河南孟縣的另一位丟失孩子的家長一起去山西尋找孩子，跑了100多家窯廠，也沒有找到。4月初，羊愛枝等六位孩子失蹤的家長一起再次前往山西尋子，仍然沒結果。
5月9日，河南都市頻道記者付振中與六位家長們一道趕往山西，他用攝像機偷偷記錄下黑窯慘狀，並以“罄竹難書，慘絕人寰”為題進行了電視報導，聞訊前往電視臺求救的家長居然超過1000人。6月5日，河南的“大河論壇”出現一個題為《罪惡的“黑人”之路！孩子被賣山西黑磚窯400位父親泣血呼救》的帖子。6月11日，羊愛枝給總理溫家寶發出了緊急求救信，發出一位母親的泣血呼喊。
由此，媒體開始大規模聚焦“黑窯童奴”事件。從3月8日到6月15日胡溫等高官作出批示，已經浪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這期間，父母們的自發尋找，河南電視臺的曝光，400位父親的網上求助，居然沒有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
更為令人憤慨的事實是，早在九年前的1998年，湖南省石門縣新關鎮人大主席、省人大代表陳建教已與山西、河北等多個地方的黑磚窯展開較量，解救出數百名被困的民工，其中也有多名童奴。當陳建教先生經過長期的孤軍奮戰而感到無能為力時，他想到了求助於胡溫中央。2006年9月8日，他直接寫信給溫家寶總理，為了從總體上解決黑窯奴工問題，建議中央政府在全國開展一次整治“黑磚廠”的行動，全面解救被囚禁的奴工。
然而，這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如石沉大海，沒有得到溫家寶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的任何回音。試想，如果溫家寶對陳建教先生的上書迅速作出反應，治理黑窯、解救奴工、打擊犯罪的窯主和查處瀆職官員的行動，至少能夠提前半年多。胡溫中央如此對待一位省人大代表的上書，在引發海內外震驚的黑窯奴工案曝光後，胡溫中央難道不應該出面向受害者道歉謝罪嗎？中央政府對省級人大代表的態度尚且如此輕慢，他們如何對待毫無權勢的平民就不待多言了。
胡溫上臺以來，最愛表演的就是“親民秀”， 廢除收容遣送、改變應對SARS的決策，人權寫進憲法、免農業稅，走鄉串戶，替民工討薪、為農民賣桃、下礦井中過三十、穿舊旅遊鞋、多次為民間疾苦流淚……通過壟斷媒體的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胡溫多少還積累點親民的形象。然而，親民是臉上的和電視鏡頭前的，而冷酷是骨子裏的、黑箱決策中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現行寡頭獨裁集團的首腦，他們一定要把維護獨裁權力和特權結成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可能把主流民意、生民疾苦和社會公益放在首位；他們也一定把突出政績、展示偉光正形象作為媒體的首要任務，而不可能讓媒體變成專門挑刺的無冕之王；所以，此次“黑窯奴童”罪惡的曝光，再次戳穿了胡溫的問責諾言和親民神話。
胡溫政權之所以如此冷血，並不是個別官員的缺少人性，而是獨裁制度本身的野蠻性質造成的。只要是獨裁制度，就永遠學不會敬重生命和維護人權；一個把維持壟斷權力作為第一要務的統治集團，也不可能珍惜包括孩子們在內的國人生命。正因為獨裁制度及其政府不把人當人，才會發生如此令人髮指的違法犯罪行為。
總之，獨裁權力是冰冷的，眼睛只盯著烏紗帽的大小官員，不可能是溫暖的。自從中共掌權以來，中共歷代獨裁者最在乎是手中的權力，而最不在乎的就是人的生命。如果沒有制度性變革，黑磚窯式的罪惡，非但不能連根拔掉，甚至連枝葉也掉不了幾片。
2007年7月16日於北京家中
《人與人權》07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