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西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衰微，失去了控制諸侯的威望與力量。維持社會秩序的禮樂制度崩壞，社會經濟迅速發展，道德卻開始衰敗的時代，諸侯國也因各自的經濟條件不同而區分出強弱大小。諸侯多不依制度行事，以「力」治國代替以「禮」治國，各國互相競爭，皆致力於尋找強國富民之策，以求問鼎天下，代替失勢的周室治理四海。在政治上，春秋五霸先後崛起，統領諸國結盟抗敵，此時諸侯還尊周室為共主，權謀中多少仍講仁義；而後戰國七雄並立，殺伐大起，互相兼併，演繹著兵爭天下、王者治國的人世規則。在思想方面，諸子百家競起、各種學說紛陳，治世的、治國的、治人的、修身的、利他的，不一而足，真修大道也在其中，此時出現的道家與儒家思想成為後世的思想主流，影響著神州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城鎮發展與建設方面，由於社會和經濟結構的改變、政治上的競爭與動盪等原因，帶動了城鎮建設的發展，除了原有城鎮規模的擴大改建外，各地也持續開發新城。春秋戰國時期在神州大地發生了第二次的造城風潮。
第二波造城運動
封建制度隨著禮樂制度的崩壞而逐漸瓦解，工商業由官營開放為私營，出現的商人階級在利之所趨下，「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墨子•貴義篇》），商業活動熱絡促進城鎮建設的發展，因為領主樂於加強建設以吸引更多工商前來交易，好坐地收取可觀的稅金。
另外，與封建制度結合的土地公有制也逐漸失靈，土地所有權逐漸可被封建主以外的階層擁有，富裕的商人階級收購土地，除了出售農作物外，也設立市場以供附近農民交易貨物。本來根據《周禮•地官•遺人》，周朝制度「凡國野之道，……五十裏有市」，工商的自由化促使城內鄉村普遍開設市場以獲取利益。位於交通樞紐的市場逐漸發展成為商業性的城市。
社會的動盪也是興建城池的重要原因之一。春秋戰國戰亂頻傳，兩軍交戰動輒殃及百姓的身家財產，築有城牆的城池便成為附近百姓躲避戰火的堡壘，各國因此廣建城池以自衛。一些諸侯國之間過去荒涼的邊界地，原來約定互不使用，在動盪時期也興建起堡壘以鞏固勢力範圍。封建制度瓦解後，各國通過戰爭獲得的土地不再分封出去，取而代之的是郡縣的創建，設立郡守或縣長來治理當地，如此作為行政官署的城池便應運而生。
除了具有政治意義和戰略地位的地點被有目地的選為城址外，具經濟性的聚落點也逐漸形成商業性的城鎮。戰火雖然摧毀了許多小國古城，新的城鎮如雨後春筍般隨之興起。據今人估計，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城市從四百多發展成千餘座左右。到秦國統一中國後，將倖存的各國城邑改為郡縣，尚得八九百個郡縣之多，可知春秋戰國的兵紛馬亂並沒有阻礙城市快速發展的趨勢。
在春秋戰國時期除了城鎮數量增多，原有都城的規模也不再遵守禮制的規範，各國競相建設國都以展示其強盛的國力，其作為區域中心的重要性也使之自然成為商業交易的重鎮。西周時期以王城方九裏（約10.4平方公里）為最大的城市，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戰國策•趙三》）超過王城規格的諸侯都城比比皆是，如秦都雍城與鹹陽宮城、魯都曲阜、齊都臨淄、魏都安邑、趙都邯鄲、燕下都等，其中燕下都的面積更廣達32平方公里。
城市的擴建意味著城市人口的增加，追求利益與躲避戰亂等原因促使人口往城市集中，在禮制下設計的城市大小為能住2萬人的子男城，在春秋戰國是「率萬家而城方三裏」（《墨子•雜守篇》）。若一家以五口計，等於在面積不變的城市裡多了一倍半的居住人口，其擁擠與衍生的問題可想而知。為了對付日益嚴重的居住問題，此時蓬勃發展的諸子百家也各自提出瞭解決之道。(──轉自《正見網》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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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007 5:12: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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