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感恩節，寒風掠過大西洋沿岸，但是在南安普頓（Southampton）海邊的房子裏，卻是溫暖而明亮的。我與泰瑞．哈爾塞（Terry Halsey）一家人在一起，傳統時刻已經來臨，桌子上擺著一隻巨大的火雞，泰瑞的母親在旁邊看著；身穿白襯衫、打著領結的男孩子都爭先恐後地搶占有利位置。他們站在桌子的周圍，面龐泛出馬提尼酒的紅暈。到了晚上，我們還要舉行一場閉著眼睛品嚐美酒的派對，作為慈善的叔輩，我還要為孩子們辦一場品嚐佳得樂（GATORADE）飲料的競賽。我們陶醉在歡樂之中，這時泰瑞示意我低下頭，他想對我說一些悄悄話。「伊森，你想想，二十年後，要不，三十五年後，當孩子們都長大成人並有了自己的後代，他們過的生活在我們現在看來肯定是不可想像的奢華；不要忘記，還有安全。他們會為我們－－伊森叔叔和泰瑞叔叔乾杯。他們有先見之明啊！可以預見光明，早就知道中國會是一座金山。」
我們相互會意地笑了笑，但我沒說什麼，因為我知道前面的路並不好走。泰瑞可能看過CNN的新聞報導，注意到現在中國人再也不穿毛式制服了。也許他對那些老片子還多少有些記憶，比如「四億顧客」（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以及「中國油燈的故事」（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等。但是，他的看法與我聽到的中國消息大相逕庭。他不明白的是，我想要改造中國的動機遠比到中國賺錢的欲望強烈。但這兩者並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相信自由企業的力量能夠改造一個社會。我想看看曾經在許多國家發生的資本主義奇蹟最後也能夠發生在中國，或者見證部分奇蹟。
也許泰瑞並不瞭解中國，但他非常瞭解我。在我的潛意識中，泰瑞看見了火種，他想把它點燃；他要分享未來冒險的快樂；甚至他說悄悄話的方式也向周圍的人刻意流露出對我惺惺相惜的特殊友誼：一個富有遠見的探險家將要啟程探索金山的全新生活。
我的中國情懷與年輕時看過的中國功夫片無關，也與商業學院製作的試算表無緣，而是在製作一部電視紀錄片的過程中進行多次採訪而逐漸形成的。就像在華盛頓工作的其他記者一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跟蹤報導過中國針對柯林頓政府所展開行蹤詭秘的遊說活動。但是，後來對阿肯色州那班人馬感到厭倦。與此同時，我對神秘的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後代，也就是所謂的「高幹子弟」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們占據了中國政治、經濟部門和軍工企業的重要職位，他們操控「紅籌股」，靜悄悄地把中國國有企業的股票賣給了「加州公務員退休體系」（CalPERS）等機構投資者。這一切腐敗特徵看起來好像是個跨越太平洋的「坦慕尼協會」。推動「紅籌股」打進市場的華爾街代表們談起這些像「潮水」般湧進市場的股票，雙眼發亮，我的調查熱情化為對中國經濟成長率等驚人數字的敬畏。
即使這樣，我的金山夢幻沒有發展到走火入魔的地步，這多虧妻子的學術背景。作為一名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她掌握了有關中國腐敗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而且，與許多的中國專家一樣，對那個國度抱有一種長久的愛恨交織的情感。她已經在北京著手研究的準備工作，得到的贊助夠維持一年的開銷。
我們很快就會相聚，我已經離開了我所服務的電視網路集團，錢包裏小心翼翼地放著一張北京電視製作人的名片，我決定依靠妻子那點可憐的津貼生活，直到找到人贊助製作關於中國經濟奇蹟的紀錄片。我準備以在中國發跡的美國小公司作為起點，最後圍繞一些頗具爭議的議題如高幹子弟享有特權製作節目。
前往中國前，我期待找到一種可衝破極權國家統治障礙且活力充沛的企業文化。我明白，目前的狀況不盡人意。一方面，中國的樂觀派指出，中國共產黨在不斷進化，好像以此為中共開脫，使其不受任何限制。另一方面，流亡在外的中國異議人士認定共產黨的統治瀕於崩潰，需要有人在背後用力推一把，而不是經濟支援。就像許多不動聲色的美國人一樣，我傾向於尋找既支援民主改革又主張公平競爭的「第三力量」，走一條不引發另一次革命陣痛的發展道路。
正在崛起的中國中產階級是一個最令人琢磨不透的階層。據我瞭解，中國企業家似乎在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中象徵著所有承諾。我感覺這個誕生在一種政治極權環境中的階層，可能由厚顔無恥、奸詐狡猾和功利主義之徒組成，但或許他們可以找到與西方社會的相似之處。經濟上的需要會不會預示著他們最終將渴望掌握政治權力呢？當資本經濟重新席捲整個中國大地之時，我在想視野狹隘的美國人所認為的「中國問題」不外乎腐敗和踐踏人權，但是這些問題不正是社會轉型期間伴隨的麻煩嗎？然而，大部分西方人卻看不到這一點。
美國商業可能是第三力量的催化劑，即創造新中國的先鋒。作為美國人，我們不是很自然地把膚淺的民主價值和文化，以及尊嚴帶到中國來的嗎？與法國人不同，我們不賄賂政府官員。歐洲人和日本人在控制軍民兩用技術轉讓的問題上裝模作樣走過場，可是美國和英國公司卻要認真對付。歐洲和日本對他們的市場採取保護政策，而我們不是。再看看美國的投資規模，全球前五百家財團大都介入並在中國市場有占有率，每個企業至少都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城市華麗的辦公大樓群中開設一個小規模的辦公室。它們好比是在新的絲綢之路上遍布，它們也許在某一天會成為通往政治變革道路上的推動力量，這種前景能避免嗎？前進的道路上可能存在摩擦與衝突，但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的？要不，乾脆使勁摩擦神燈，所期望的中國也許會從天而降。
樂觀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是中國的救星，這種看法長久一致，令人非常好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雷根總統大膽地把中國稱為「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在九十年代初，柯林頓政府對中國國民經濟呈現的兩位數成長表示祝賀，甚至把中國當作「戰略夥伴」。那時中國經濟成長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經濟實體之一，據估計為全球第七大經濟實體；但是就購買力而言，中國即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緊跟美國之後。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宣稱，美國工商業占據了有利位置，會從這一成長中獲得巨大利益；這是因為經濟快速成長勢必引發文化上的同步變革。儘管有人對此質疑，但普遍認為，中國正在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演變為現代化國家。那些自由選擇吃穿，自由選擇成功或失敗的企業家正在主導這個國家；不管怎麼樣，當代中國人再也不是只聽命政府控制的機器人了。那個令人費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義早已成為笑料，被大眾視為過氣的共產主義歷史欲延續香火的徒勞而已。
毛澤東的畫像仍舊在俯視著天安門廣場，這是因為他是國父，而不是因為他依然享有任何政治權威。（妻子經常從中國帶回印有毛澤東頭像的短袖衫，就是其中的一個證據。）只要朱鎔基這樣的改革者在位一天，中國就會有光明的未來。中國領導人可能會用「新中國」來代表共產主義取得的偉大成就，但真相卻是：他們已無力抗拒新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
出發之前的這些想法既不是什麼學術思想也不是新聞記者的幻想，而是國際金融界鉅子們的共同看法。在我前往中國之前，我訪問了一些著名中國顧問，分別來自美國德勤公司（Deloitte & Touche）、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以及中國銀行紐約分行。他們的看法驚人的一致：儘管亞洲經濟在一九九八年出現倒退，但他們對中國未來非常看好。我們都會從中受益。
一九九八年耶誕節前夕，我飛往北京。當飛機迎著暴風雪拔地而起，眼前的曼哈頓燈火旋轉遠去，耶誕節和睡眠都失去了它們的意義。
最後，我們飛越了太平洋，從十二公里的高空往下看，中國顯得很奇特、局部有序卻混雜無全盤規劃，或者說，規劃僅在局部得到實施。村莊的形狀就像個小塊塊，角度歪斜，沒有對稱，就像在毒品作用下建成的一張蜘蛛網；雜亂分布的養漁場像窗戶似的半嵌在積雪中。這就是古老中國。但是，當我到達新中國－－北京時，一切又顯得井井有條：高速公路、巨大的交流道和衝破層層黃色煙塵的各色摩天大樓。
妻子從一個朋友那借來一個面積很小的住所，離紫禁城不遠。穿過小巷有一個過道，這裏兩邊堆滿了煤、磚頭、自行車和一捆捆的大蔥，使過道狹窄異常，兩個人幾乎都不能肩並肩走過。過道盡頭有一扇紅門，門後是個小院落和兩間屋子，全部家當是一隻中國貓、一個小煤爐，斷斷續續的自來水和薄牆，僅此而已。
當天晚上，當我從小院落走到街上，我心跳異常快速，緊張得好像是在月球上漫步一樣。幼時唱過的一首歌（有些離譜）回響在心中：
你怎麼能說自己孤獨呢？
你怎麼能說太陽沒有陽光呢？
讓我牽著你的手，帶你穿過北京的街頭。
我要給你露一手，看你會不會改變初衷。
北京的胡同分布在現代化建築物和高樓之間，這些古老的街區由灰暗、破舊的平房組成。道路變成狹長的小巷，然後又變成連接磚牆和門口的過道，走到這裏就必須止步。有時，胡同顯得神秘怪異。即使你以為知道怎麼走，但最終還會走進死胡同。北京南城是老城，胡同就像草地上縱橫交錯的地底動物通道，彎彎曲曲，不成規矩。北城是皇城遺址，皇朝的布局常因專門的通道和死胡同而被打亂。這裏的磚頭瓦塊都記載著歷史的遺跡，從清王朝注重門洞的建築風格到文化大革命時期牆頭留下來的標語口號。平房建築強化了對皇權的恐懼，那時候，只有皇帝和要臣才有高過平房的建築物。
今天，胡同與時代廣場一般大的十字路口相連，這兒有掛著明亮燈飾的購物中心和巨大的辦公大樓，有的外表是樸素的社會主義灰色，有的則是明亮的粉紅和紅色，夾雜著耀眼的中西合壁的金字招牌，如「蔣家高級百貨」、「中國煙草大廈」等等。大街上計程車、奧迪、吉普車和賓士汽車沒完沒了地你追我趕、互不相讓，電車嘎嘎作響，記錄著對行人恐嚇和警告。雖然到處都有卡車，但是許多貨物還要靠腳踏三輪車來運送，上面有煤、蔬菜，或者人的糞便。
回到胡同裏，一切看起來是那麼的親切和祥和。人們在洗東西，遛鳥，聊天，或鍛鍊身體。年輕姑娘們穿著睡衣在外面逛，毫不在乎別人怎麼看。男人們朝公共廁所匆匆走去。在一條主要的道路上，有人向你推銷走私來的CD，一旦你的目光和他們眼神交會，他們就會把目光轉移到他處。在胡同裏，人們對一個白人男子還會看個不停。
實際上，這是相互作用的。就像一個正處於青春期發育的男孩一樣，當一個極普通的中國女孩騎著破舊的飛鴿自行車從我身邊經過時，我突然產生了一種尷尬的好奇心（帶著盲目的欲望）。不必介意漢語了，一種全新的肢體語言正等著我去探索。我告訴自己，在中國人自我控制的表象下，燃燒著火熱的情感。所有的高牆只會使這些住在裏面的人關係愈加親密。
從我到達的那個寒冷的耶誕節開始，我就愛上了這個具有雙重性格的、不協調的新中國和死胡同。我喜歡煤爐子燒煤的氣味，喜歡小餃子鋪的蒸汽把窗戶上的有機玻璃蒙上一層水霧，當我試著去表達自己時，中國人第一個溫存的微笑更使我欣喜異常。第一次穿過街區看到西裏爾字母時，這讓我感到萬分詫異，但不管怎麼說，俄羅斯人要比我們更靠近中國。我可以從街道上傳來的回教歌曲聽到中亞韻律；他們都來到了北京。同時，我也感受到了中國的力量。午夜，在燈火通明的大街上，龐大的共產黨總部在紅白兩色的泛光照明下，我感覺到正在崛起的中華帝國，它睜大著雙眼，躊躇滿志，為了自身安全毫無顧忌地建造新皇城。
你從來不會忘記那一刻－－原來你「發現」的東西已經在那兒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如此遼闊和令人吃驚的地方，這兒的一切彷彿要讓你脫胎換骨，融入一個奇妙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顯得富麗堂皇和充滿生機，甚至連圍牆都在潛在力量作用下微微發抖。
這樣欣喜若狂的心理有許多個半衰期，在慢慢減退。沒過幾個月，我就不得不承認，中國正沿著一個與我先前的想像完全不同的令人吃驚的方向前進。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五月，「民主女神」這個中國學潮期間象徵自由的塑像，被群情激昂的學生們推進了天安門廣場。而今，一九九九年五月，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後的幾天裏，用紙板糊成的導彈模型和納粹標誌耀武揚威地通過美國大使館門前。八九年抗議的口號是呼籲李鵬（當時任總理）出來接收請願信，而一九九九年的抗議口號則是呼籲美國大使出來接收抗議信。這兩次呼籲都是自發的。在一九九九年，我發現自己啞口無言，不知道如何面對在新中國發生的事情，如何去適應這個快速實現現代化且一心要加入地球村的國家。就像我在大街上看到的，這個國家呈現的精神面貌由多種怪異情感彙集而成：受害者的狂喜、膨脹的種族自豪、對領土主權的耿耿於懷、屈服專制壓榨的受虐快感、對民主的悲觀輕蔑以及強烈的仇外情緒。我不知道應該稱它：「中國超級民族主義」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中國比納粹德國要腐敗得多，在效率上也遠不及大日本帝國。我腦海裏隱約浮現出一個比軸心國更加強大、更具有經濟發展潛能的超級大國。
這就是整體中國心理的陰暗面。在美國大使館門前發生騷亂的當天，我看見了隱藏在中國社會深處的、被突然釋放出來的狂暴、貪婪和令人恐懼的本質。我想，難道這就是中國的力量嗎？是的，美國的企業家、商業顧問和遊說代表都親眼目睹了此場景。可能是他們在間接促使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的東部沿海城市，你會發現幾乎每個人都與美國貿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係。中國政府能成功地把一代學生培養成美國和民主的反對者的主因，是潮水般湧入新中國的美國商業投資為其帶來繁榮與合法性。沒有這些，他們根本辦不到。確實是這樣，中國政府還將繼續煽動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在中國的美國商人，包括我在內，還要繼續為其服務，不讓美國來的訪問者看到中國的這些真相，以保證貿易正常化繼續發展下去。
在很大程度上，美國商界和外交界是成功的。整整過了一年，中國政府才同意就人權問題重新開展討論，拒絕美國軍艦停靠香港的決定又實施了一段時間。但是，美中商業關係，如同在華投資比率所顯示的那樣，幾乎沒有因為雙邊關係的衰退而受到影響。正相反，商貿往來的發展狀態一直保持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旺盛勢頭。美國商業注入越來越多的投資基金，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的遊說者已經滲透到美國制定中國政策的各個領域。中國政府沒有被要求對威脅台灣、鎮壓傳媒和殘忍迫害法輪功學員等惡劣行徑負責；恰恰相反，這種視而不見被認為是一種高級療法，可增強中國人脆弱的自信心。人權被所謂的「法制」堂皇地取而代之。中國制止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對中國人權狀況作出的譴責議案，並開始晉升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同時北京還得到了二○○八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因對互聯網採取了有效的迅速控制、建立並擁有「第四代」軍事技術，以及第一次擁有具備世界競爭力的本土研製和開發能力，中共領導人在國內和國外的地位得到加強。
就這樣，在共產黨悉心帶領下，中國掉過頭來，打著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復興」的舊旗號朝著富國強兵的方向發展。這個旗號卻在中國的「第三力量」引起共鳴，這恰恰不是我所想像的。他們包括了大學生、IT界人士、企業精英，甚至還包括了以反商業化和反西方化面目出現的先鋒派人物。
這本書寫的是新中國出現的問題，以及美國工商界是如何對造成這種前途未卜的結果所起到的作用，並暗示了我們現在應該採取的對策。就美國人而言，我們與中國各有所需；然而，我懷疑未來我們要面對一個非常複雜的狀況：我們尊敬並與之進行商貿往來的對象竟是我們潛在的敵人，而這個潛在的敵人竟是我們熱戀的對象。
下面的章節將審視這對戀人，並對這種情侶在政治和經濟上所作的妥協進行觀察。此書的內容不局限於技術轉讓或者是中國潛在威脅等題材。如果有此局限，書名會是《敗給新中國的戰爭》。此書是描寫商業活動的，但具體而言，是關於北京經商的部落文化，這也是為什麼書名不叫《在新中國虧本》的原因。
我一直試圖弄明白新中國和美國工商界聯姻的微妙過程，其中經歷了爭吵、理財安排、情感上的起伏跌宕。中國的市場把大批有才華的美國人誘惑到她的身邊，他們當中良莠不齊，有地地道道的罪犯，也有我所瞭解的最真誠和令人尊敬的人。不管他們道德水準千差萬別，他們都想成為精明、大膽和隨時準備應付一切的探險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具有在矛盾中生存甚至茁壯成長的能力。時間一長，這種複雜環境極具腐蝕性。雖然許多人在本質上與孤獨的野狼無異，但由於時常面臨威脅，他們總會擰成一團，從而導致一種令人驚奇的超越上下等級和超越新聞、工商和外交等職業界限的整體思維。
對於書中涉及的人物，我很少使用真名，即便涉及到公司也基本如此。這樣做有兩個原因。第一，總有個別商人或外交官願意揭露真相，但他們也希望保護自己的隱私，這可以理解。在美國華爾街是這樣，在中國那就更要加倍注意了，因為他們不僅被自己所屬的團體所監控，同時也被中國的安全機構監視。保護我的消息來源不僅是出於記者的職業道德，同時也是為了避免給個人和商業機構帶來嚴重的和不必要的麻煩。
第二，我曾在北京外國僑民的生活圈裏領略過那裏的生活，與人坦誠交往極少保留。
因此，北京工商界的許多中外人士對我相當信任。他們與我的交情和友誼超出了我的想像，恐怕將來不太可能再碰得到了。儘管在北京期間，我寫過幾篇文章，言辭尖刻地批評美國商業和中國媒體（這是我解決矛盾出現時的方式），但他們還是待我如初。甚至到後來，按照他們的標準來說，我越界而行，他們還是讓我參加會議、宴會以及與他們共度歡快時光。
我不想無病呻吟，但不可否認，北京對我們每個人而言，曾是個充滿孤獨的可怕地方。我永遠不會忘記曾感受過的一次難得的溫暖：當我寫的一篇措詞尖酸苛薄的文章發表後，道瓊斯公司的前任總裁招呼我過去，寬容地聳聳肩，然後與商會代表和工商界頭面人物一道在京城大廈分享波旁威士忌，重新加入這個部落，這時晚霞正從北京城慢慢消失，被下面骯髒的黑暗所掩蓋。
出於上面解釋過的原因，此書的謝辭中也不會出現他們的名字。但是，如果沒有他們的貢獻，我是寫不了這本書的。請允許我真誠地對他們說：感謝那些時光。
轉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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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008 1:19: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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