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虽说大汉一统，中原初定，而大汉王庭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经历了刘邦对异姓王的诛杀、吕雉对刘姓王的清除，直至公元前180年秋八月，吕氏灭门，一场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动荡嘎然而止。而此时远在代地的皇子刘恒已经平平静静地做了十七年的代王，这在命运中沉浮的诸皇子中，实为异数。
这一日，中朝使者忽至代王宫中，带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消息：原来诸大臣平灭诸吕，欲迎立代王继承帝位。代王不知虚实，母后薄太后也没有了主张，毕竟这些年来，这对母子是如此安于这个远离是非的边国，并打算就在代地终老，“君临天下”这个词对他们而言，比天到地还要遥远。
代王举棋不定，决定一卜前途，敬听天命。他虔心执礼，诚敬默祷后，卜人取过烧灼过的龟甲，见到其上裂开了一道深深的横纹。卜词有云“余为天王”，代王不解，问卜人：寡人已经是王了，怎么又说要做王？卜人回答：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
天命使然，公元前180年的一个深秋之夕，代王的天子法驾驶入未央宫中，大汉朝进入了文帝元年。
汉文帝从小便接受母亲薄太后的教诲，薄太后喜读黄老之书，而汉文帝亦崇尚清静无为。他驾坐未央宫中，眼前浮现的却是从代地直到长安这一路所见的民生凋敝与城郭残破。《道德经》有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文帝明白，所谓端拱垂衣的治国之道当先始于自我的修为。
在未央宫中，汉文帝常常穿着黑色粗绸的衣袍，而后宫嫔妃也都衣不曳地，帐无纹绣。至于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一概无所增益。然而文帝的淳朴之风却不掩其圣德的昭明。他将百姓的赋税一减再减，到了文帝十三年时，彻底免除了田地的租税，直至景帝继位，其间整整十一年未收一粒百姓的田租，如此清俭之政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绝无仅有。
然而治国之道仅凭俭约节用，犹有不足。譬如《管子》论国之大礼，首要之务就是远举贤人。汉文帝以藩王入主中朝，比深居宫中的皇室子孙更了解民情。他向往尧舜之君广开言路的圣治，为使民间疾苦能上达天听，尧帝设进善之旌，舜帝设诽谤之木。而汉朝初年，律法中却有诽谤妖言之罪，人皆畏罪而上下钳口，又如何能招揽到极言直谏之士呢。于是文帝一方面下诏废除诽谤罪，一方面访求天下贤良之士。他听说申公精于《诗》，即以申公为博士。听说伏生精于《尚书》，即征召伏生入朝。伏生年老不能行，于是派晁错往伏生处受教。文帝还致力于人才之培养，广立官学，为置博士。遂致朝堂之上，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而立，规模一如秦世。
文帝天性仁孝，薄太后晚年多病，他每每亲自侍奉，不敢懈怠。如进汤药，还要亲口尝过。并且文帝之孝非止于庭闱之间。在追迹上古、效法先王的心路历程中，舜帝孝感动天的故事令汉文帝最为神往，他悟出“孝悌，天下之大顺”的道理。的确，治乱之道，人心而已。孝道之行，以诚以敬，心存仁孝，则上能敬天顺道，下能尊礼守节。人心如此，何愁世风之不化。于是，文帝不仅要以孝道奉太后，还要推已及人，以孝道治天下。他屡次下诏，赐与老弱之民米肉布帛，又嘉奖天下孝敬父母、礼让兄弟的贤人。
文帝即位十三年时，有民女缇萦上书天子。原来缇萦之父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受肉刑，小女儿缇萦为父上书，表示愿为官婢，以赎父刑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阅奏章无数，而这一封民女的上书却令文帝感慨不已。一来是感动于缇萦的孝行，此仁孝之心，难道不值得弘扬吗。
二来，缇萦的上书也引起了汉文帝的另一个思考。文帝读上古之书，知尧舜之世，并无肉刑，只有象刑，所谓象刑，画衣冠、异章服以像惩治。譬如衣无领则相当于死罪。而像刑之法虽“轻”，却可约束天下，民莫敢犯。而如今法令滋章，肉刑酷烈，却奸恶不绝。这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天生厚德的汉文帝很快得到了答案——治国之道在于德化天下。
于是文帝下诏，不仅赦免了淳于公的肉刑，更推恩天下，废除了自三王以来行之已久的肉刑。而除了约法减刑，文帝更以孝者所具有的诚敬之心去推行德政。譬如吴王刘濞曾诈病不朝，文帝却赐他木屐与手杖，以示尊重。臣下张武受赂金钱，文帝反加赏赐，使其心知愧疚。所以然者，意在以德化民，使人觉悟自醒，改过自新。而文帝的以德化民之道，又由一国之治而及于天下：南越尉佗自立为帝，文帝召尉佗兄弟，以德安抚，于是尉佗臣服；匈奴搅扰，汉室武功不及匈奴，与之和亲结盟，以中原文明德化之，遂保中原数十年无战乱。
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后，景帝继位。汉景帝遵业守成，其轻徭薄赋、约法减刑、与民休息诸多政举一如文帝。后虽有七国之乱，景帝反借平乱之机，收回诸王行政之权，从而实现大汉朝真正意义上的一统之局。经过两代帝王的清明之治，久罹乱世的中原终于元气渐复，民风淳厚，礼乐再兴，海内殷富。而那一段清世，至今想来，有如上古之世的昭明。＃
赞曰：
文帝玄默，景帝守成。
刑措政简，垂拱在庭。
贤良远致，礼乐颂声。
大行孝道，再鼓德风。
七国息乱，四海偃兵。
宇内肃静，圣化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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